父亲在外当教授，名气很大，对浦江乡里的人来说是一种荣誉。解放前后，乡里的一些青年想到杭州谋生，找碗饭吃，不少人就是吃住在我家，不是亲戚也沾亲带故地挨上来，父亲总是一一给予照顾、关心和帮助。堂兄世骥，因去世过早，留下子女较多，靠嫂嫂持家，生活极为困难。堂兄的长子战垒，考取杭州大学中文系，在经济上更为困难了，父亲每月接济他生活费。战垒天资颖悟，学业成绩出众，受到夏承焘先生器重，父亲为此也感到十分快慰。父亲收入只够维持一家生活，经济并不富裕，但由于他有一颗济贫的善良之心，所以如有人因经济困难来求他帮助时总从不拒绝。记得有次家里来了一位裱画师傅，要求父亲给他画幅花鸟，可以卖掉得点钱，以解决生活困难。父亲很诚恳地给予帮助，很快地给他画了一幅兰竹。此后他又来借钱，只要父亲力所能及，就满足他的要求，并希望他要开源节流，能够去接些裱画业务。又有一次，一位老保姆来我家向父亲借钱，父亲当即如数给她，并说不必还。（父亲对我们说：“穷人借钱一定要给他。相比之下，我们经济条件要好一些。”）

       1966年父亲因患肾结石和肺气肿住在浙江医院治疗。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被带病关进“牛棚”，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无故地审查、批斗、迫害。父亲在“牛棚”里，吃不饱，睡不熟，白天不是被揪斗，就是写交代材料或参加劳动。我们做子女的，心里是很难受的。那时只有小女高中毕业，在家自学，所以陪母亲去区院看病，替父亲送衣送饭等事务都落在小女身上。小女每次去浙江美院“牛棚”探望父亲，总要受到“红卫兵”的刁难、咒骂！扬言要批斗她。父亲对此非常气愤，毅然对“红卫兵”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子女是无辜的。”每次去探望父亲，他总是说：“我是无罪的，要相信党，问题一定能够搞得‘水落石出’。”

       有一次“造反派”在“牛棚”里讨论父亲该减多少工资。当时有人劝父亲承认自己的“罪行”，说可以加工资，即由70元加到80元，父亲坚决地说：“我没有罪。我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些人又劝他说这样会吃眼前亏的，父亲回答说：“我不信可以将蚂蚁说成大象。我只相信党，不信横行霸道的这帮人。”

       父亲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始终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讲究道德操守。父亲和潘天寿先生有着五十年的交谊，两人在才能、人品等方面，始终互敬互爱。两人在“牛棚”里又结下了患难之交。每当“红卫兵”逼父亲写揭发潘天寿的材料，他总是实事求是地叙述潘先生的经历情况，决不说谎话，决不听从诱供捏造事实，不做“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缺德事。

（摘录于《纪念吴茀之先生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