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没有一个家族有着如此的荣誉。

      荣氏家族，一幅中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缩影图；一部充满神话和传奇色彩的家族史；成为名震一时的“红色资本家”。

浦江籍爱国实业家、上海申新九厂厂长吴士槐，凭其对资本市场经营模式的谙熟，纵横商海，与荣氏企业风雨同舟，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一民族资本家族添上重彩一笔。

       吴氏为人，不炫能，不矜功，重乡谊，好施与，生平义举，指不胜屈。招收浦江人赴上海做工者近千人，惠及桑梓，为乡人所称颂。浦江在沪人数之多超过历朝历代。垂誉两浙，驰名四海。

      吴士槐（1896~1972年）原名自槐，又号直人，士槐为其校名。浦江县前吴村人。1911年初，吴士槐就读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因家庭经济拮据而不能按期缴纳学费，险被学校除名，吴士槐不得已求援于同乡浦江古塘人陈肇英，陈肇英时任浙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营长，驻扎在杭州报国寺附近，得到陈肇英慨然相助，才顺利完成学业。

      吴士槐毕业后，经该校校长许炳?介绍，与另外三同学一道到日商棉纱厂学习。不久，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吴士槐等人出于爱国义愤，组织该厂工人反帝大罢工，被日商老板发现，遭到租界巡捕房追捕，无奈之下，连夜逃脱，幸免于难。后经人介绍，进入“宝成”纱厂，虽收入甚微，仅能糊口，总算有了栖身之所。

 荣氏企业从零起步，白手起家

      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江南无锡荣巷，荣宗敬出生，两年后，其弟荣德生也来到了人世。由于家境清贫，荣氏兄弟都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仅仅读过私塾。

      1890年，荣宗敬到了上海南市鸿升码头里街“森泰蓉”钱庄做跑街。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森泰蓉”钱庄受到战争的影响，失利颇大，被迫宣布倒闭，一夜之间关了门。荣宗敬失业。荣宗敬、荣德生日夜为家境和自己前途发愁。这个时期，江浙一带开设钱庄的风气盛行，荣家凭着其父荣熙泰多年理财的经验，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对钱庄的业务稔熟，决定自己在上海开设钱庄。1896年二月初八，在上海南市鸿升码头，1500元资本的“广生”钱庄挂牌开张。荣氏兄弟就是靠这1500元跻身于工商界，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广生”钱庄利用洋厘行市的涨落，收付银两和银元、汇兑业务急剧增加，获取了不少盈余。

荣氏企业巧滚雪球，横空崛起

        当时，外国侵略者逐渐渗入中国市场，新思想、新风气不断涌现。从出版印刷的介绍西方科技和实业的书籍中，荣宗敬、荣德生看到了另外一番广阔天地。洋人经营的许多火柴厂、制糖厂、电灯、食品厂等都非常兴旺。荣氏兄弟逐渐相信，只有发展实业，才能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考察后，把钱庄的资金转移到办实业上来，筹办面粉厂。当时，面粉与其他洋货不同，在通商条约上，因为是给洋人吃的，免征捐税，其他商品都要逢关纳税，苟捐杂税多得很。而面粉吃的人多，又进口免税，数量比其他货物都多得多，并且利润巨大。此时，全中国已开办的面粉厂只有4家：天津的“贻来牟”、芜湖的“益新”、上海的“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荣氏兄弟选择无锡麦产区作为厂址。1901年农历二月初八日，“保兴”面粉厂在无锡动工兴建。次年3月，建成投入生产。成为无锡乃至江苏最早经营的小型机器面粉厂之一，也是荣氏家族办实业的第一步。“保兴”厂后改为“茂新”，到了1906年，“茂新”面粉厂的资产总值达到8万两，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荣氏兄弟又开始了再图发展，面粉厂生产的面粉需要用布袋装，布袋又是用布匹来做，而布匹又是由纱厂供应。决心采取“吃着两头”的方针，即在面粉厂之外“再做一局”，把目光瞄向了一个新的行业??纱厂。

       1907年，荣氏兄弟“振新”纱厂紧靠“茂新”面粉厂正式建立投产，全厂28台英国造的细纱机，昼夜产纱23件。

       1912年，在上海新闸桥创办了新厂??福新。之后，又以滚雪球的形式，在闸北光复路沿苏州河岸，不断壮大，开了三家以“福新”顺序命名的面粉厂。

      至1919年，经过大力扩充，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一共增加到8个，上海的“福新”一、二、三、四、五、六厂，汉口的“福新”五厂以及无锡的“茂一”、“茂二”厂。

      1919年4月，荣氏兄弟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桥，建立了“申新”纱厂。又以40万元的价格买下“恒昌源”纱厂，改名“申新”二厂。申新生产的“人钟牌”棉纱被定为“标准纱”。因质优价好，纱绽成为市场上的畅销货，声名远扬。

      荣氏兄弟的面粉和纱布，一个吃的，一个穿的，两业同时兼作，都获得成功，荣氏企业几乎垄断了沪、锡两地的主要销售市场。由于经营的工厂多，规模大，荣氏兄弟感到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1921年，荣氏兄弟在上海成立了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由荣宗敬任总经理。

 荣宗敬慧眼识吴士槐

       1922年，荣宗敬招贤，吴士槐辞去“宝成”纱厂职务，应招后被委为“申新”二厂总管，此职为车间全权管理。该厂有纱绽五万枚，每日用棉数量甚巨，在棉花收购中，棉花商为了以次充好，牟取暴利，便不择手段贿赂经管人员。某日，棉花商以敬烟为名将巨款装在香烟盒内，推推搡搡，硬是塞给总管吴士槐，被当即拒绝，遭到呵斥。此事，很快为荣宗敬所知，大加赞扬。深得荣氏器重，在同行中声誉日隆。

       在荣氏企业中，所有的纱厂都是沿用封建工头制的模式，即由文场与武场两套管理班子，各司其职。文场职员一般由股东推荐或总办聘请，多数不懂技术，管理权力较小，一般女工、童工和小工由文场职员管理，问题较少；武场主要负责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权力很大，连考勤、处罚、停歇的权力都操在武场的工头手中。时间一长，导致这些大小工头不是亲友就是师徒关系，形成一股邪气嚣张的恶势力。这些工头腐败至极，目中无人，甚至有很多人隔上好几天才来厂里转一圈，却依然拿着高工资，工人没有积极性、主动性。这种封建工头制沿袭已久，管理十分落后，产品质量次且消耗高，浪费严重，机器保养差，劳资关系对立也隐性地越来越严重。

       始终满怀着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的吴士槐，目睹厂子里的这种恶劣状况，说服荣宗敬，废除封建工头制，实行班组民主管理。消息不胫而走，遭到工头们的恫吓，使出打黑枪等卑鄙手段。某日晚上，吴士槐偕夫人因事外出，突然从黑暗处打来“??”两枪，幸好他当时弯腰系鞋带，未被击中。吴士槐镇定自若，以非凡的胆略勇气，知难而上。工头们为了保持自身利益，暗地里勾结起来，挑唆和煽动工人罢工，反对改革。吴士槐在厂方支持下，果断地关闭工厂，张贴告示：如欲复工者，必须重新登记，择优录用，管理人员也同时进行充实改组。经过反复谈判斗争，终于掌握了人事主动权，一举废除了根深蒂固的工头制，代之以科技人员管理车间生产的新式制度，开辟了华商科学治厂的先河。从此，吴士槐名声大振。

 吴士槐主新“申九”，挑担大梁

       1931年4月29日，荣宗敬买下“三新”纱厂，改名为“申新”九厂。荣宗敬启用吴士槐，委以总工程师重任，前去接收。

       “三新”纱厂设备落后，生产不振，经营不善，债台高筑，已停产数月，仍有为数不少的工人呆在车间不肯离去。如果不加以筛选淘汰，职工队伍素质就无法保障。因此，整顿恢复工作成为首要问题。吴士槐已积累了行之有效的经验，加上厂方的大力支持，整顿工作顺利进行。

       吴士槐提出了改造的初步设想。一是另择新厂址，建造水泥三层新厂房；二是改原来笨重的蒸汽发动机为电动机；三是报废从英、美、日三国买来的陈旧的“老爷机”，添购具有先进水平的新机器。于是，荣宗敬在澳门路新买地址八十多亩，筹划搬迁事宜。吴士槐又相继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改革方案，这些内容包括：

       确定新建厂房规模为能容纳十三万纱绽、一千台布机、三万线绽的厂区面积；制订了旧机器的改造规划与具体程序，计划用三年时间对五百台旧布机进行“脱胎换骨”；添购三百台自动织机、新式浆纱机、自动结经机、检布机、轧光机等机械；投入三十万美元从美国引进工作母机，有车、刨、磨、铣等机器，提高修工场的修理能力；改善生产条件，在细纱车间增设空调装置，调节温度，改善机器的运转状态；改绞纱为筒纱，方便了单程布厂的用户，增加花色品种，增织斜纹、哔叽、直贡呢及皱纹呢等；在苏北、九江、濮阳、大同等棉区分设机构，采购棉花，确保原料供应；改善职工福利设施，新盖五幢三层楼房，解决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职工食宿；建造可容纳4千多人就餐的大食堂；开设内、外、妇产诊疗室，设置病床，且不收住院费，做到小病不出厂；延聘教师开设“申九”小学，招收“申九”职工子弟，陆续设立托儿所、幼儿园及合作商店等等。

       经过几年不懈努力，“申九”形成较为完善的规模。而吴士槐本人则获荣宗敬重用，委以厂长之职。

岁月如晦，风雨同舟

      商场多险难，常常危机四伏。不久，荣氏企业陷入一场空前的经营危机之中。1934年，世界经济危机首先从美国显现，很快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小麦狂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危机的阴影下，中国关税不能自主，税率过低，成为欧美等国倾销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场所，使得国内对外贸易税减，物价下跌，市场萧条。“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的纱布市场全部丧失，以华北为主要市场的上海面粉受到日商的紧迫排挤，销路越来越小，棉纺织业首当其冲……荣氏企业频频出现危机迹象，上海“福新”各厂因为面粉销路日窄，一度全部停工；“申新”各厂也因棉花贵纱贱，销路不畅，存货堆积如山，导致各厂资金周转困难。“申新”公司全部资产为6800万元，而负债却超过了6300万元。荣氏所属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到1934年3月底，整个金融界没有一家肯为荣氏企业放款，荣氏企业债台高筑。为挽回困境，荣宗敬领头呼呈政府，要求减少税收，减轻企业负担，并派人到海南岛、江、浙等地推广种植良种棉麦，但收效甚微。

      某日凌晨4点钟，正是黎明最黑暗的时候，荣宗敬来到“申九”，“申九”厂长吴士槐睡在厂内俱乐部楼上，忽然听到下面礼堂里隐约传来长叹之声，吴士槐很感奇怪，急忙披衣下床，到楼下一看，原来是荣宗敬站在那里发呆！荣宗敬停住了叹息，缓缓抬起头，气愤悲哀地对吴士槐说：“欠政府的税付不出，政府要来没收我的财产，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通知各厂长和工程师来会议室。”吴士槐连夜通知，凌晨6点钟左右，各厂厂长和工程师都赶来了，商议救危之策。期间，吴士槐提出了：各厂职员工资七折发给，等市场回升，经济好转，再恢复全薪，体恤厂方的处境与困难。此举得到了各厂职员的谅解与响应。在无锡的荣宗敬之弟荣德生也赶赴上海，出面向银行方面申请借款。到了1936年秋，全国各地棉花丰收，连续几年的棉花贵而纱贱的市场形势逐渐消失，荣氏企业骤见起色，出现了生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日寇进攻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属于“申新”系统的几个厂都在战区之内，荣氏企业损失惨重。

      1938年2月，荣宗敬因病去世。其长子荣溥仁担任了申新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申新”九厂是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二人早起出资筹建的，在抗日战争前没有明确的股权划分。1939年1月，吴昆生、吴士槐、陈品三加入了“申九”，“申九”资本增加到500万元。

光明初露  迎接解放

     吴士槐在“申九”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为孤岛。多数华商纱厂被日寇侵占，一度时间，市场纱布奇缺。因“申九”地处租界，为英国势力控制范围，日本无力控制，因此，尚能坚持生产。当时，客商纷至沓来，该厂生产的“金双马”商标棉纱誉满全国，一时成为抢手产品，在市场上，曾经作为一种筹码与黄金并列。上海沦陷后，学校停课，学生星散，很多工厂倒闭后，技术人员失业，生活无着，纷纷逃往内地谋生，吴士槐从培训技术力量着手，注重培养各方面专业人才。在他的倡导下，厂方开办了三年制专科的“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校址位于“申九”附近，每年招高中毕业生二十五名，择优录取，首批应考者竟达五百余人，从一九四0年建校至解放，该校共培养二百多人，成为我国纺织工业的优秀技术骨干。解放后，该校合并于中国纺织大学。

      1948年8月，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快速糜烂，通货膨胀上升至天文数字，法币出现了500万币面的大钞，买一块大饼要3万元，法币膨胀已进入恶性阶段。一时工厂倒闭，人民失业。为了挽救经济的大失控，缓和危机，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在国统区内改变币制，强行发行金圆券，以代替已成为废纸的法币，规定300万法币换1元金圆券，同时限期收兑民间持有的金、银、外币，并实行限价，冻结工资。蒋介石派其大儿子蒋经国前往上海，把打击目标直指民营企业，对民族工商业者大肆进行惩戒。下令要上海当局严令各大商业银行限期将所有的外汇自动向中央银行登记存放。扬言如发现私藏黄金不兑给国家者，将以扰乱金融治罪。一时间，工商界人心惶惶。这时，上海中机公司新造了数百台自动织机，需要寻找买主。吴士槐觉得，与其让兑得的纸币变成一堆废纸，还不如买成机器变为固定资产可靠。经过筹划，吴士槐花了二十万元巨款，买下二百台织机。

      1949年新年前夕，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蒋家王朝，摇摇欲坠，朝不保夕。一些资本家在这种形势下，迫于国民党政府的威胁引诱，加上对共产党政策缺乏了解，纷纷移资南迁，或到国外，或到香港。当时有人向吴士槐提议，把新购的二百台织机运往港、台，另图发展。在此紧要关头，吴士槐坦然面对，力排众议，言道：“我吴士槐始终从事实业，没参加过什么政治。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不怕什么。”并劝说同仁。组织力量保护机器，等候人民政府处理。荣德生、荣毅仁父子也决心留在国内。

      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不扰市民，露宿街头，这种亘古未有的街头景象立即传遍上海，人们纷纷奔走相告，齐声赞扬解放军不扰民的壮举。

      解放后，人民政府向私营工商业者宣布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鼓励工商界消除顾虑，恢复生产、经营，建设新上海。很快稳定了工商业人士情绪。吴士槐将以前购置的房地产尽快变卖，用以添置尚未配套的机器设备和购买建筑厂房所需器材。1953年，“锡轮”织布厂竣工投产，成为上海解放后惟一一家以私人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成的织布厂。

      1951年7月，荣德生去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来了唁电。荣氏企业由其四子荣毅仁接手，成为荣氏企业继承人。

      1953年9月，公私合营工作开始，次年4月，荣毅仁召集“申新”86户股东开会，提出了“申新”三厂实行公私合营的建议。9月28日，“申新”正式宣布公私合营，荣毅仁任上海市纺织公司经理、申新纺织厂总管理处总经理，吴士槐担任申新纺织厂总管理处副总经理。从此，荣氏企业成为新经济的一部分，走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潮头。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视察“申新”九厂，荣毅仁、吴士槐等人陪同，毛泽东到上海视察不下几十次，而这是惟一一次视察公私合营企业。

      由于吴士槐工作表现出色，政治上开明进步，深得当时上海市委的好评，被提名推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不久，派赴北京马列学院学习。

      履仁蹈义，积善遗良

       吴士槐为人重乡谊，浦江人往访者，无论识与不识，地位高低，咸皆款待，如有所求，无不竭力相助。吴士槐尤为关心家乡，先后招去“申新”九厂或介绍入上海其他工厂工作者近千人。乡人甚受其惠，至今犹深德之。

      1947年1月，吴士槐在担任“申新”九厂厂长期间与上海垦业银行总经理王伯元集资修葺“苏州抗战遗族学校”校舍，对抗日将士遗孤子女教养，义无反顾，热忱支持，并担任了该校董事。先后，捐助图书仪器、运动器械、卫生医药等设备。协助学校开设棉织科，分期分批安排学生到厂实习，期间的食宿均由厂方供给，工厂师傅热心传授，学生掌握了纺织机械常识及操作技能，有了一技之长。离校后能自谋生计，用其所长，服务社会。

       1947年3月，为振兴家乡教育事业，解决儿童入学困难，改善学习环境，吴士槐独自捐献巨资在村内购买土地，建造广明乡校新校舍，该校于1948年落成，规模宏敞，堪称上乘，为全县小学之冠。

      解放后，吴士槐曾去香港，从香港银行取回了积攒多年的二万美元和一批金银珠宝，带回上海资助“申新”九厂，为恢复国民经济贡献力量。

      1972年，爱国实业家吴士槐先生病逝上海。吴士槐有子三，均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