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人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却经常能陪同左右；日理万机的首长们运筹帷幄，在他面前却像个听话的学生。这位从1992年起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非同一般的老人，就是浦江籍老年心血管病名医，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专家组成员郑秋甫。他直接参与或组织了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医疗工作和重危抢救，为党、国家和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已经二三十年没有回老家过年的郑秋甫，今年春节在浦江足足待了一个星期。“回家的感觉真好，家乡变化真大，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郑秋甫的同年老伴程留芳是他大学同学，永康人，比他还早拿到正军级别，厉害得很。令人吃惊的是，假期结束，两位临近古稀的老人竟一路开车回北京。在安徽马鞍山稍作逗留后，2月18日早上6时35分从马鞍山出发，晚上5时多就到了北京，1000多公里的行程开了不到11个小时。

    正是这位看上去满头华发、心态却不输年轻人的“老顽童”，在尘封的记忆深处，却埋藏着一个又一个不朽的传奇。

    匆匆上京当营养分析师

    今年68岁的郑秋甫是浦江县前陈村人，1959年浦江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1965年毕业后留校，分配在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任住院医师。秦砖汉瓦、暮鼓晨钟，如果不是一纸特殊的调令，郑秋甫也许会在这座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古老而神奇的城市里待上一辈子。

    “当时我爱人还在西藏军区总医院工作。记得那是1969年9月，我正在拉萨休探亲假，突然接到医院电报，催我尽快回去。”郑秋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急匆匆赶回医院被告知自己已调至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工作，但具体做什么一无所知，似乎严格保密。郑秋甫搞不懂自己在西安学习工作了10年，各方面都很熟悉，怎么突然就调到总医院工作了呢？

    到总医院报到后，郑秋甫才得知调自己来北京是为了给“林副统帅”当营养分析师。为调这名营养分析师，北京方面十分重视，从西安、上海、重庆等全国三所知名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严格遴选，政治素质过硬、业务拔尖的郑秋甫最终入选。内科医生搞营养，毕竟专业不对口，领导在给郑秋甫强调了“随时准备接受任务；不准离开北京；严格保密”等三条规定后，很快安排他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天津四所学习有关各种营养成分的测定方法。40天后回北京买了各种监测仪器，就算正式开张了。

    “这之后我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可由于当时政治斗争激烈，‘林副统帅’哪还顾得上他的营养问题。到北京长达一年多时间，我没有为他做过一次食物营养分析，也没有见过他。”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25分，林彪爆炸身亡后，有谣传说“郑秋甫被抓起来了”，郑秋甫嘿嘿一笑，不以为然。了解真相的领导也从没有把谣传当回事。震惊世界的“爆炸”让郑秋甫彻底解脱束缚，从此开始了真正的、持续至今的医疗保健工作生涯。

    做了一回徐向前的“兵”

    郑秋甫告诉记者，在人们心目中，保健工作十分神秘。其实，与三百六十行一样，保健工作也有自身的酸甜苦辣，不同的是国家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属于国家高度机密，因此工作被封闭在一个小范围内，常人不能轻易涉足或知道，加上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严格保密，因此更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几十年来，特殊的工作性质使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让你参与的工作努力干好，不让你参与的工作就不要打听；不该知道的事不要问，知道的最好缄口不言。

    “邓小平、江泽民、徐向前、聂荣臻、粟裕、谭政……我的保健对象多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老帅、大将、上将，我深感自己肩上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疏忽。”郑秋甫说，首长们都很随和，没什么架子。上世纪70年代初，西哈努克亲王访华期间，郑秋甫陪同徐向前在东北待了一个多月。

    “当时，徐向前在‘文革’中还没有完全恢复人身自由。他指着我对军区的领导说，现在我就两个兵，一个警卫参谋，一个就是这个保健医生。”郑秋甫听了既感到自豪，又感到酸楚。

    徐向前颇为要强，陪西哈努克亲王在长春一公园参观，下台阶时，郑秋甫担心70来岁的徐帅行走不便，快步上前搀扶，徐帅微微一笑，轻轻把他推开了。

    虽然没有硝烟，郑秋甫仍像一名战士，随时听候冲锋的号角。冬日的一天下午5时30分，郑秋甫正准备下班，突然接到保健办公室打来电话：“5分钟后，车来接你去西郊机场。”郑秋甫也不知道去哪里，匆匆带上随身的医疗器械下楼随车直奔西郊机场。

    车里坐着中央警卫局参谋，郑秋甫问：“去哪里？”

    “哈尔滨。”

    没穿羽绒衣的郑秋甫一听傻眼了：“哈尔滨那么冷，我这么少的衣服，能行吗？”

    可不行也没办法。时间紧迫，赶到首长发病的现场已是次日凌晨1点多钟，郑秋甫借了一件军大衣，才抗住了北方的严寒。

    小平，走好

    与每一位首长的相处，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与邓小平朝夕相处的70个日日夜夜，郑秋甫陪同一代伟人走过了最后的日子。

    “1996年12月12日入院，直至1997年2月19日去世，邓小平在我们医院住了整整70天。当时，我任科主任，邓小平入住的就是我分管的科室。”郑秋甫回忆说，抢救邓小平的医疗组由专家组和一线医疗组组成，他就是专家组成员。

    此前，在许多重要场合，作为保健医生，郑秋甫曾多次见过邓小平。“那时的他脸色红润，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好”，可由于操劳过度，邓小平病倒了。1996年12月12日晚7时30分，郑秋甫亲眼看到，邓小平由七八名战士抬着担架住进了医院。

    “刚入院时，小平同志还能下床，在特制沙发上坐一两小时，并由护士喂他进食，但自1997年1月中旬持续高热后再也没有下床。”小平同志病情恶化后，卓琳、邓楠、邓榕也先后住进了医院。让郑秋甫感动的是，小平同志的亲属非常通情达理。报病危后，邓楠、邓榕经常来参加他们每天的病情讨论会，但多不发言，仅偶尔提出一两个问题，从不干预医疗组的诊断和治疗。卓琳每次进小平同志病房，总是说：“老爷子年岁大了，你们不要有顾虑，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1997年2月19日下午4点多钟碰头会结束后，郑秋甫因有事提前回家了。刚到家不久，BP机就响了，通知立即赶到病房，郑秋甫感到情况不妙，立即跑步赶到病房，果然是小平同志病情突变！“50、40、30……我看到小平床头的心电监护仪上心率不停往下掉，17时40分，心电成为一条直线，经过医生全力抢救，很快心脏复苏成功，但血压始终未能恢复，这样的情况维持到晚上。”21时08分，心电监护仪上再次出现直线，虽经全力抢救，小平同志的心脏再也没有恢复跳动。一代伟人与世长辞，享年93岁。

    “第二天的遗体告别仪式就在总医院南楼小礼堂举行，我是最早赶到现场哀悼的人之一，清晨5时天没亮就到了。看到小平同志覆盖党旗，躺在鲜花、翠柏丛中，回想起伟人在世时鲜活的一幕幕情景，我的眼泪忍不住簌簌流了下来，现场个个泪眼婆娑，一片欷歔声。”郑秋甫说，虽然时过境迁，但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事后，小平同志的家属在大酒店设宴十几桌请全体医护人员吃饭。席间，邓榕特地走到郑秋甫面前敬酒：“会诊时，我们对你的印象最深刻。说话果断，声音也最宏亮。”现在，郑秋甫仍与小平同志的家人保持联系，前不久还给卓琳看过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