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浙江浦江乱弹，音乐高亢激越，表演粗犷奔放，富有乡土特色。跟绝大多数传统戏剧一样，浦江乱弹基本上是靠口耳相传，文字记载奇缺。翻阅各种地方史料，清朝末期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樟桥头村办的浦江乱弹六合班，以及班主王可诗的生平事迹，语焉不详，还有谬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最近，我在不经意间得知小学时代的老同学王玉芳，就是王可诗的曾孙女。通过王玉芳及其弟弟王振其，进而询问了他们的三伯伯、王可诗惟一健在的孙子、现年83岁的王兴策老人（王可诗有一个儿子：王佐才，四个孙子：王兴烈、王兴鲁、王兴策、王兴丽），还询问了在童年时代曾亲眼见过王可诗家演戏的91岁老人王可宝，并且查阅了王氏宗谱，从中粗略地勾勒出他传奇人生的一个大致轮廓。

                     后场司鼓，前场客串

      1849年，王可诗出生在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樟桥头村的一户小康人家，从小衣食无虞。他的父亲叫做王有煦（1819—1861）。

童年时代，王可诗被父母寄予厚望，送进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当时，村里有一个戏班，叫做六合班，唱的就是浦江乱弹。他从小收到戏班的耳濡目染，渐渐爱上了浦江乱弹音乐。后来，他中途辍学，到戏班里学敲鼓板。

      当时，戏班里的大多数演员因为没有文化，不理解剧中人物的戏词和念白，只能死记硬背，学得难，也学得慢。而王可诗从小念过几年书，能够断文识字，加上天资聪慧，所以在戏班里不仅学会了后场的鼓板，还顺带记住了前场的表演。这样，每逢戏班的某一个角色临时有事，无法登台演出时，就由他临时顶替，缺什么顶什么。作为一个后场的鼓板，他居然能顶替前场的六种角色，可谓六场通透。

（童年时代曾经在王可诗家看过戏的91岁老人王可宝（左三）和王可诗的曾孙王振其（左二）、曾孙女王玉芳（左一）在村中的厅堂里 ）

                     露宿村头，差一点被狼叼走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861年。据地方史料记载，这一年，太平天国军队在侍王李世贤的率领下，从江西进入浙江，经过衢州府，攻占金华府，包括下辖的浦江县。在兵荒马乱中，王可诗家的房子被烧，父母被杀，22岁的大哥王可谟失散，只留下13岁的他和16岁的二哥王可诰，成为孤儿。

      从此以后，王可诗兄弟俩白天外出讨饭，晚上回到村里睡觉。他们睡在台门里的两条石凳上，一旁一条，台门一关，倒还安全。当时，还有一个9岁的讨饭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只能睡在台门外的石凳上，台门一关，孤零零的一个人暴露在外，很不安全。有一天早晨，村人打开台门，发现睡在台门外石凳上的讨饭佬不见了。经过追查，原来是半夜里被狼叼走了，不由得让人毛骨悚然。

     住在台门左侧的那户人家，看到这两个劫后余生的孤儿如此可怜，怕他们有一天也会被狼叼走，起了恻隐之心，每天晚上让他们睡到屋里，从此告别了睡露天的石凳。

                 一桌白花花的银元让他重出江湖

      在漫长的乞讨和演戏生涯中，王可诗慢慢长大成人。俗话说，戏饭就是气饭，比讨饭也好了不多，经济收入微博，社会地位低下，平时难免受人闲气，看人白眼。

      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作为戏子的王可诗讨不到老婆，人家黄花闺女哪肯下嫁给他这个穷唱戏的！当时，浦江县黄宅镇李源村有一个寡妇（1841—1919），守着一个女儿，愿意改嫁给他。从此，王可诗算是有了一个家。

      成家以后的王可诗，不想再演戏了，那么何以为生呢？他想在家里种田地，可是没有一寸土地。好在村北的山背上，还有一些荒地，于是他背起锄头，起早落夜去垦荒，再种上一些旱作粮食。就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家糊口。

      有一年，义乌的一个戏班少了一个鼓板，无法开锣，急得团团转。他们找来找去，找到浦江县郑宅镇樟桥头村，听说王可诗的鼓板敲得好，于是想聘请他。村里人说，王可诗是请不去的，因为已经不做戏了，短期借去用用，也未可知。

那一天，王可诗正在村北的山背上种地。义乌戏班的班主找到地头，跟他说明来意，被他一口回绝：成家立业了，不想做戏了。义乌班主好说歹说，磨破嘴皮，王可诗就是不为所动，坚决不肯去。

      义乌班主看到王可诗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灵机一动，打起了他老婆的主意。义乌班主回到村里，找到王可诗的家，决心花重金聘请，就从褡裢里拿出100块银元，一块一块并排摆在桌子上，白花花地摆了一桌。他老婆何曾看过这么多的银元，看得眼花缭乱，于是满口答应。

      王可诗老婆收了人家的100块银元，来到山背，把他叫回家。老婆问他：“你为什么不肯回家？”王可诗实话实说：“家里只有一口水，连烧夜饭的米也不知道在哪里？叫我怎么回来招待义乌来的客人呢？”

      或许是穷怕了吧，拿了人家100块银元的王可诗只有重出江湖，去义乌的戏班去敲鼓板。以后，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成为义乌、浦江一带的名鼓板了。

      在当时，100块大洋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家里有了这笔钱，可以办很多事情。从此以后，王可诗的老婆在樟桥头的街上，买了一块地基，请人帮工，花了几年时间，造起了八间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

                                                     绑架儿子不成，老子也行

       虽然家境日渐富裕，王可诗总有一块心病，就是膝下没有一男半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因为他结婚的时候，老婆比他还大8岁，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

       为了延续香火，夫妻俩一合计，决定领养一个男孩。恰好临近寺口村有一户穷苦人家，先后生了四个儿子，无力养育，把一个儿子过继给三雅村，后来又把3岁的小儿子过继给樟桥头的王可诗，取名王思溯，学名王佐才（1882—1935），那一年是1884年。

       这一下却恼了王可诗本家的一个晚辈，心想如果他不去过继儿子的话，百年之后“断脚后跟”，偌大一份家产，都归我们了。因为心里气不过，就在私底下给诸暨的土匪通风报信，叫他们来绑架王可诗的儿子王佐才。

       那一天下午，王佐才刚好回到寺口村去看他的亲娘。奶奶心疼这个小孙子，杀了一只老母鸡，炖得烂烂的，熬出了一碗浓浓的鸡汤。喝了鸡汤，因为时间迟了，王佐才当晚就住在寺口，没有回到樟桥头。

      人算不如天算，绑匪哪里知道王佐才夜不归宿。当天晚上，他们悄悄地来到王可诗家敲门。王可诗打开家门，迎面被敲了一闷棍，昏迷过去。绑匪在家里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王佐才。没有儿子，老子也行，所以他们把昏迷中的王可诗背走了。

      背到了离樟桥头东面三华里的郑义门，王可诗慢慢地苏醒过来，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高喊救命。这时，正在郑氏宗祠里值夜的更夫听到了叫喊声，心想这不是樟桥头敲鼓板的王可诗吗？于是敲起了锣，“咣咣咣”的声音震惊夜空。

      乡下的夜特别安静，这响亮的锣声传得很远很远，惊动了离郑宅东北面不远的马安山村。村民们听到从郑义门方向传来的锣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忙出门，在村前的县道上拦下了一伙慌慌张张的行人。绑匪见势不妙，扔下王可诗，落荒而逃。

      就这样，王佐才福大命大，逃过一劫；王可诗虽然受伤，并无大碍。

                    为“六合班”延续十年寿命

      1985年，《浦江县志·文化卷》编辑小组在进行文化普查时，从郑宅镇蔡村84岁的老人蔡毛头那里获悉：郑宅镇樟桥头村办的六合班，始建于道光元年（1821年）前后，中间几度变迁，最后一期建班是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郑宅镇樟桥头村的鼓板王可诗重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散班，存在了十年。后期六合班的主要成员有正生张可源（1853—1932），小生李有兰（1870—1918），小丑姚高辉（1866­­—1925），鼓板王可诗（1949—1929），正吹金光家（1857—1924），大花于樟登（1867—1927），花旦德弟。

       那么，王可诗为什么在1887年接受六合班以后，又在1897年解散呢？是不是经营不下去了？不是的！原来，家境日渐富裕的王可诗看到戏子卑微的社会地位，想让儿子王佐才出人头地，所以从小延师读书。到了1897年，王佐才16岁那年，考中了秀才，光耀门楣。王佐才嫌父亲是一个办戏班的，名声不佳。为了儿子的前程，王可诗只得忍痛将六合班解散了。

      戏班虽然解散了，王可诗依然牵挂着自己钟爱的浦江乱弹艺术，经常请戏班来家里演戏。现年91岁的王可宝老人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经常到王可诗家里去看戏。在八十大寿的寿宴上，王可诗请来一个戏班演寿戏。当演到有一女子蹲身洗衣时，王可诗说演得不对，要求重新演过，一连演了四遍，还没有过关。原来古代女人穿长裙子，蹲身洗衣时，要先将裙子撩起来，因为演员没有做撩裙子动作，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

      家乡有句俗语，叫做“浦江败子起行头，义乌败子饲操牛”，说明在旧社会里办戏班是一种只亏不赚的赔本买卖。我想王可诗在100多年前的1887年，毅然接手行将解散的六合班，凝聚着他对浦江乱弹艺术的一往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