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仙华山的奇秀，浦阳江的灵动，造就了既剽悍粗犷又智慧精明的浦江人，历史上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又得以让一些独特的地域文化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

      浦江文化多姿多彩，尤其在书画方面独树一帜。从现有的资料分析，浦江书画起始于唐宋时期，盛于明清。自宋迄清，有文字记载的书画人物达51人，民国以来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名家迭出，蔚为壮观。

      近现代浦江书画的蔚然风行，不是突然发飚，不是基因突变，而是悠久的人文艺术的厚积薄发。就像一坛芳香四溢的美酒，背后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发酵的量变过程。

     从上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成果来看，早在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浦江先民就在浦阳江畔生儿育女，栽培水稻，还学会了制作器形优美的大口盆、双耳罐等陶器。2011年，黄宅镇蒋宅村出土三国时期烧制墓砖的古窑址，砖头侧面纹饰精美，种类繁多，有几何纹、玉璧纹、双鱼纹、铜钱纹、梳篦纹和人面纹等，其中双鱼纹和人面纹虽然线条粗犷，但形态生动，可见当时民间工匠写生状物、概括刻画能力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浦江始建于东汉兴平年间，隶属于乌伤，唐天宝年间形成独立建制的丰安县。唐代国力强盛，政治清明，对宗教也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因此佛教、道教兴盛，许多书画活动都与宗教有关。据相关资料记载，浦江唐代比较有名的书法碑刻有《千岁和尚碑》和《左溪讲寺碑》。遗憾的是，由于这两块碑很久以前就已经散失，书风如何，不得而知。幸好在1984年，《唐故江夏黄群墓志铭》和《唐故河东柳府君夫人颍川陈氏墓志并序》分别在浦江西北和西南边远山区(梅江横溪)出土。这两方墓志的书法端庄大方，清古苍劲，别有韵味，呈现比较明显的“二王”书风。这些实物史料，基本可以反映出浦江唐代书法的风格和面貌。

     宋代的于正封擅长楷书，书法类似颜真卿。明初宋濂游览左溪山时，曾见到于正封书写的《左溪山碑》，并在《浦阳人物记》中略作记述。浦江博物馆珍藏的《宋故季夫人墓志铭》、《宋故通直郎致仕方公墓志铭》以及《宋故寿安县太君盛氏墓志铭》等，均为宋代浦江地域书法的实物史料。此外，始建于北宋祥符年间的龙德寺塔设计精巧，造型敦实，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审美情趣。

     元代是蒙古人的政权，为反抗异族暴力统治，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愤而不仕，避乱田园，啸傲江湖。因此，跟月泉吟社发起征诗活动以寄托黍离之悲一样，书画也成为元代浦江文人写愁寄恨的工具。如浦西赵良佐，多以墨竹表达孤芳自赏的品性；县城的赵用章，喜画墨梅、山水，以寄托孤傲绝俗的气节。蜀溪柳贯虽然身居官场三十余年，但在崇尚武力的环境中始终保持读书人的品性，为人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其楷书端庄从容，不亢不卑，气度非凡。

     承吴莱衣钵，宋濂学贯经史，并善于书法，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这无疑对其家乡人民具有非常巨大的示范、引领作用，特别是郑义门出了不少能文能书的人才。另外，建溪马剑的戴良、蜀溪梅江的倪仁祯在诗文书法方面也享有声誉。

     明清之际，浦江书画领域有一男一女、一僧一俗最值得称道，其一为东皋心越，其二为倪仁吉。心越自幼出家，苦修佛学之余，潜心书画、篆刻、古琴，后负箧东瀛，名满岛国。倪仁吉青年守寡，白首完贞，精通诗词、书画、刺绣，可谓才艺双绝。

     清代以前，书画作为文人雅士自娱自乐或朋友间交流品鉴的媒介，大多以水墨山水或梅兰竹菊为题材，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人画。清代中期以后，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逐渐萌芽，徐子静、李维贤、朱杏生等以绘画为生的民间艺人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他们画人像、画壁画、塑佛像，创作了许多生活气息浓郁、群众喜闻乐见的美术作品。

     民国时期，左溪、吴溪书画异军突起。张书旂、张振铎、吴茀之与潘天寿、诸闻韵创立“白社”，成就卓著，享誉画坛。张书旂与徐悲鸿、柳子谷并称“金陵三杰”，巨幅国画《百鸽图》作为国礼祝贺罗斯福连任总统入主“白宫”；张振铎为长江画派的奠基者，有“北李(苦禅)南张(振铎)”之誉；吴茀之诗、书、画“三绝”，与潘天寿共同奠定了中国美院国画教学体系，同时也是“浙江画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郑祖纬、张子屏、吴世骥、徐天许、张苇研、戚维新等在画坛也颇有声誉，尤其郑祖纬堪称天才，笔墨非同凡响，可惜天妒奇才，英才早夭。

     受历代前贤流风余韵的影响，解放后，方增先、吴山明、柳村、张世简、张岳健、黄继葵等画家相继崛起，成绩斐然。近年，胡良勇、陈琪、马锋辉等也在画坛崭露头角。

     眼下，书画在浦江呈“全民运动”之势，人们以书画为乐、以书画为寄、以书画为荣，书画人才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生机勃发，又如钱塘潮涌，推陈出新，浩浩荡荡。我们有理由相信，素有“书画之乡”之称的浦江，将以更亮丽的身姿展现于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