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运筹帷幄、神机妙算著称的明朝开国元勋刘基，为人豪迈自负，一般人他都不放在眼里，但是却对两个浦江人赞誉极高。《明史·张孟兼传》载：“刘基尝为太祖言：‘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太祖颔之。”宋濂之名，无需赘言，孟兼何许人也，竟得诚意伯“天下文章第三”之高誉？

　　张孟兼(1338～1378)，名丁，字孟兼，浙江金华浦阳人。《浦江县地名志》在“平安张”条目下有注释：明初学者张孟兼为该村人，名丁，明洪武初，征为国子学录与修元史，迁太常丞。文学与刘基、宋濂齐名。工书法，与俞紫芝相似而声价高于俞。

　　据浦江县《浦阳平安张氏宗谱》记载，宋溪村在浦阳江以南的南山脚下，古名“福招庄”，今称“火烧张”，历代人才辈出。明朝初期，浦江曾评出宋濂、柳贯等全县十大名人，而宋溪村的张孟兼、张拱宸、张思温就占了其中三个。村里现有“张氏家庙”，祠堂中有大小匾额九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开国文臣”、“衣冠华胄”、“大方伯”、“大郡伯”等高挂在祠堂屋顶的牌匾。这些匾额是该村人文历史的见证。

　　张孟兼小时候，祖母叶氏对他非常疼爱。孟兼出生不久，全身生疮，日夜哭闹不停，叶氏每天煎药喂汤，不离半步。稍长，教他走路、说话。孟兼从小聪明好学，就读于村北下佛堂的平安张义塾。据县志记载：“宋末元初，平安张义塾设于福招庄下佛堂，先后延聘谢翱、吴思齐、方凤、吴莱、柳贯等名流执教。”一直到19岁，孟兼才离开叶氏，游学金华。赴南京考试那年，孟兼已是两个儿子的父亲，但在祖母面前，他仍是个需要受教的“孩子”。离开那天，叶氏拉着孟兼的手说：“汝大父念汝甚，至寤寐不忘，不幸不见汝之成立。汝今欲入官，当夙夜尽心以奉公上，庶几不辱于前人。老身虽即瞑目无恨已！”后来孟兼参加了吴元年的科举考试，考中丁未制科进士。洪武初年，孟兼因才能卓著，被征选入翰林院编修《元史》，旋又被征为国子监学人选教胄子，先后担任礼部主事、太常寺丞。因公务繁忙，出仕后多年未回老家省亲。洪武五年，孟兼收到父亲的书信，信中说：“你祖母今天过世了，临终前，没有其他话语，只说‘我已经七十四，也该走了，没有其它遗憾，只可惜没有能够和我的孙儿再见上一面！’”孟兼读到此信，五内俱焚，悲痛欲绝。(叶氏事见宋濂《明故叶氏墓碣铭》)

　　孟兼官位不高，但文章才名却不胫而走。刘伯温经常在别人面前称许他，说孟兼“才甚俊，而奇气烨然”。宋濂也非常欣赏孟兼的才学，几次想向皇帝推荐都没有好的机会。有一次，皇帝想重用越地的僧人法证，急着想看他的文章。而当时法证刚好曾把一篇谈论理学的文章交给孟兼品评。宋濂趁机向皇帝说：太常丞张孟兼有法证的文章。皇帝就让宋濂把张孟兼召来，孟兼带着那篇文章拜见了皇帝。皇帝看完文章，也打量了一下张孟兼，回头对宋濂说：“是爱卿的弟子吧？”宋濂说：“不是，是我同乡人的孩子。写文章很有才气，诚意伯就很称道他。”朱元璋又细细端详了孟兼一番，说：“这个年轻人的骨相有些‘薄’，仕宦之路要慢慢上升才行，不能一下子太急。”

　　洪武九年(1376年)，孟兼38岁，因功被任命为山西按察司佥事。按察司全名提刑按察使司，是明朝地方司法机构，主管一省的刑名、诉讼事务，同时也是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主官为按察使，佥事是按察使司的属官，分道巡察。张孟兼为官刚正廉明，嫉恶如仇，惩治奸吏，绝不宽贷。查到一个案子，往往顺藤摸瓜，一抓一串。所到之处，贪官污吏心惊胆寒，闻张色变。

　　政绩名声传到朝廷，不久张孟兼就被擢升为山东按察司副使。当时山东的布政使(明朝地方政府机构有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布政使管“民政”，按察使管“刑名”，都指挥使管“军务”)吴印原是南京的主事僧人，因受朱元璋的赏识而被提拔。皇帝对吴印的礼遇非同一般——赏赐金帛，恩宠优渥。吴印自恃受皇帝信任，对同僚礼节上较为简慢。而张孟兼是一个清高自负的人，觉得吴印曾是一个和尚，十分看不起他。因此，两人平常就多有龃龉。

　　当时朝廷刚刚改用大明宝钞(官方发行的纸币)，吴印私自下令当地军民不得使用，而且还自行到“行用库”兑换成铜钱。张孟兼认为吴印的做法严重违反了上级的规定，亲自到布政司拷问官吏追查责任，并且说明要禀告皇帝。布政司官员大为恐慌，劝吴印上奏皇帝，就说张孟兼欺侮同僚。不知是张孟兼没有立即奏报还是上报了没有呈达，倒是吴印的奏章先呈到了皇帝面前。朱元璋阅过奏章后，没有深加追查就主观认定是张孟兼侮辱同僚吴印及其下属，责令鞭笞张孟兼予以警诫。孟兼受此羞辱，怒不可遏，怨气所及，抓了为吴印写密奏的人，要将他定罪。吴印马上再次上奏，并且使了很损的一招——故意在皇帝面前示弱，说张孟兼太过蛮横，请求辞官避祸，否则一定会被张孟兼排挤陷害。朱元璋龙颜大怒，觉得张孟兼的行为是在和天子的尊严进行对抗，立即下诏“械孟兼至阙下”——将张孟兼杖责60之后，再锁往京城问罪。在宫廷上，皇帝责问他，张孟兼仍然据理力争，拒不认“罪”。区区一个三品官员竟敢如此大逆不道，朱元璋大发雷霆，当即下令摘去他的官帽，拖出去执行“弃市”之刑。刚直硬气的一介文人张孟兼就这样被剥夺了生命，年仅40岁，这一年是洪武十一年(1378年)。孟兼死后，皇帝还特地告谕吴印：“我为你除掉祸害了，你好好干吧！”

　　张孟兼的事迹在《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中有载。同时代的文人笔记也多有记述。比张孟兼小19岁的方孝孺专门作《张孟兼传》详细记述了他的生平。清人钱谦益在《列朝诗集·甲集》卷十三《张孟兼传》中也提到了张孟兼遇害这件事：孟兼出为山西副使，布政使吴印，钟山僧也。孟兼负气凌之，数与之争。上曰：“是乃欲与我抗耶？”逮赴京，捶之至死。

　　或许有人会说，张孟兼的悲剧命运跟他恃才傲物、刚直不阿的性格有关。这貌似有一定的道理。宋濂先生非常了解这位同乡后辈，曾评价他：“孟兼性鲠亮，不善为依阿人，有曲必面白之，虽惭沮羞绪不暇顾。”还特地规劝他：“鸷鸟之扬扬，不如威凤之雝雝；狻猊之强强，不如祥麟之容容；刑法之堂堂，不如德化之雍雍。人不务德则已，苟有德焉，又何憸壬之不革行哉！憸壬革行，正气之复，正道之行也。孟兼盍于此而留意哉！”(《送部使者张君之官山西宪府序》)宋先生委婉地告诫他，锋芒不要太露，要注重以德服人。

　　方孝孺是宋濂的学生，他认为张孟兼的死和他心高气傲的个性有关。“孟兼中实，无憸贼之心，只以尚气好高人，以故为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无谦逊以奉之，而挟以骄人，其为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己下人，虽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势，而眇略它人，谬矣！法虽过严，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行文至此，我似乎明白了朱元璋初见张孟兼时的评价“骨相薄”的含义了。相由心生，孟兼身上更多的是文人的清高和傲气，而这种性格特点同仕宦所需的通达权变和八面玲珑是格格不入的，甚至直接导致了他过早地横遭迫害！

　　但是，张孟兼的死真的如方孝孺所说是因为意气用事、不知克制礼让的缘故吗？我的看法是，有些道理，但也不全对。嘉靖年间著名学者王世贞对于明初文人名士的最终归宿有一段论述：“当是时，诗名家者，无过刘诚意伯温、高太史季迪(高启)、袁侍御可师(袁凯)。刘虽以筹策佐命，然为谗邪所间，主恩几不终，又中胡惟庸之毒以死。高太史辞迁命归，教授诸生，以草魏守观《上梁文》腰斩。袁可师为御史，以解懿文太子忤旨，伪为风癫，备极艰苦，数年而后得老死。文名家者，无过宋学士景濂、王待制子充。景濂致仕后，以孙慎诖误，一子一孙大辟，流窜蜀道而死。子充出使云南，为元孽所杀，归骨无地。呜呼！士生于斯，亦不幸哉！”(大意是，明朝初年的诗文名家刘基、高启、袁凯、宋濂、王祎都没有善终。)而评价孟兼“只以尚气高人”“不能克己下人”的方孝孺，在24年之后(公元1402年)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株十族”，牵连其亲友学生870余人全部遇害。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在封建专制时代，君王的态度决定了臣子的命运：可以让你平步青云，亦可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与其说张孟兼之死是性格的悲剧，倒不如说是专制制度下文人的宿命，是时代的悲剧！

　　张孟兼学问渊博，才华横溢，著有《白石山房文稿》，文稿取名白石山房，《光绪浦江县志》卷五记载：“张孟兼先生，见白石耸峻，以寓比德于玉之意，因自嘲曰白莹无瑕，韫玉山辉，士贞淑德，有光庭开，遂匾其居为白石山房。”他的白石山房文稿二集七卷序跋系刘基、宋濂所作，可见才名之高，但因为孟兼获罪被戮，稿本被焚，诗文大多散佚，成为千古憾事。清《四库全书》辑有两卷，四库馆臣评价：“今虽不睹其全集，而即二卷以观，其诗文温雅清丽，具有体裁，而龙骧虎步之气，亦隐然不可遏抑。接迹二人(宋濂、刘基)，良足骖驾。基虽一时之论，即以为定评可矣。”

　　其堂弟张拱宸、同辈张思温，俱曾在白石山房就学，也都曾为出仕为官，前者曾担任广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后者先后任广西左州知州、山东德州知州等职。两人都为官清正，政绩斐然。

　　鉴于张孟兼等人的贤德与功业，凡过下佛堂太常祠之处，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宋溪村不远处一个叫“上四房”的地方，以前有块下马石，提醒过路官员，下马以表敬仰。

　　张孟兼的老家宋溪村边上有一条溪今称为巧溪，水面不宽，但溪水清澈晶莹，从浦江南山北麓发源，蜿蜒北流，汇入浦阳江，融入钱塘江，亘古如斯。乡贤的文士气度、精神风骨亦如这潺潺流水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本文作者：张方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