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文化——考古学——距今11400年至8400年

仙华山黄帝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

浦江建县——东汉兴平二年（公元195年）

宗教文化——始于东晋（香岩教寺），兴于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千岁和尚宝掌（宝掌寺），盛于唐睿宗文明元年（公元684年）玄朗大师（左溪寺），是天台宗第八代祖。全县有寺庙18座，石井、官岩、龙德等。

月泉诗词文化——源于北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知县孙潮第一次疏浚月泉、建月泉亭；兴于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吴谓、方凤、吴思齐、谢翱结月泉吟社，开展征诗活动，并以《月泉吟社诗》印行。有宋元明清四卷诗书，有玄鹿吟社、柳溪诗社、嵩溪诗社、古城诗社为证。2011年授予诗词之乡。

江南第一家孝义、耕读文化——同居始于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兴于第五、第六、第七世，盛于八至十世，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第十五世时，一场大火毁了同居史。

书画文化——始于元明，兴于民国，盛于建国后。2000年授予书画之乡

非遗文化——浦江乱弹，剪纸，板凳龙，迎会，麦秆贴，郑义门营造技艺等

山水文化——仙华山，玄鹿山（青萝山），南山，马岭，通济湖等

古村落文化——郑宅，嵩溪，礼张，朱宅，潘周家等

饮食文化——有十六横签，传统小吃——麦饼，米筛爬，来头馃，牛清汤

红色文化—— 中共浦江县委旧址（ 岩头镇的山垄王店下厅），江东县政府旧址（花桥乡的塘波陈氏祠堂），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后勤基地（中余乡的养元坎），石西民故居（杭坪镇石宅）。

产业文化——水晶，制锁，针织绗缝等

上山文化

河姆渡文化，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到5000年之间，因余姚河姆渡村遗址发掘最早，故称作河姆渡文化。

跨湖桥文化，发现于萧山，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8000年至7000年，

上山文化，在浦阳江上游的浦江，碳14测定的结果为距今11400年至8400年。称万年。

上山遗址是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他说，在2005年，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了相同类型的文化遗存，证明“上山”下层文化类型不是孤立的，不少专家认为这种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命名为“上山文化”。

1、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炭陶片，表面发现了较多的稻壳印痕，胎土中有大量稻壳、稻叶，在遗址中还有稻米遗存，这引起考古界关注。有专家认为这是长江下游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对研究稻作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2、出土的石器，是具有“二次加工痕迹”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比磨制石器更为“原始质朴”的打制石器，出生年代是在更古老的旧石器时代。在上山遗址中出现了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的并存，让人隐约联想到新旧石器的过渡阶段。

3、在深埋地下的遗址中，有3排“万年柱洞”。每排11个柱洞，直径分别在40至50厘米，深度约为70至90厘米。3排柱洞，形成了长11米、宽6米的矩阵。被专家命名为“柱洞”，是因为它们很可能是木结构建筑的遗迹。在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建筑中，也有类似的柱洞，很可能与上山的“万年柱洞”是一脉相承。这就意味着，上山人可能已经拥有木结构的地面建筑，告别了穴居生活。

4、“大口盆”，这是上山遗址中最为典型的出土文物。敞口无盖、口子的外延远远大于底部，是上山大口盆的“体态特征”。 万年前先民是否“吃香喝辣” ——关于大口盆的3种猜想——大口盆是“石煮法”的工具。大口盆是安放磨盘的盛器。大口盆是没有盖子的“储存罐”。

黄帝文化

黄帝文化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归纳起来是：祖根文化、文化祖根和龙文化等几个方面。

黄帝作为始祖的桂冠一直戴了五千多年，而且是华夏族、非华夏族和汉族、非汉族共同拥戴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除了血缘融合之外，最主要的是文化因素、地域因素和政治因素，把黄帝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综合各种因素，黄帝被尊称为中华”人文”始祖凝聚着亿万华人。

龙文化在早期的思想基础是原始宗教和图腾信仰，多元一体的龙在人们心目中被神化了，成了龙神。后代人们尊崇的人文始祖，与龙神交融在一起，历代统治者和各个民族，都继承了龙神信仰的传统，形成了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一种龙文化现象。

龙的形象是融合的。宋代人郭若虚提出了“龙有九似”说，即：角似鹿、头似驼（马）、眼似兔（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9种。

“龙的传人”是民族凝聚力心理的认同。龙本身的形成是多元的，是艺术的巧妙加工，它是大融合、大团结、大统一的象征。民族心理的巨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将昂首腾飞，翱翔于太空，向世人展示它雄伟壮丽的风采。

仙华山，又名仙姑山，主峰少女峰，海拔720米，相传因轩辕少女元修在此修真得道升天而得名。历代多有儒、道、释三家名流共处仙峰，结庐修真，堪称中华文化之奇胜。

在浦江的黄帝传说历史文化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黄帝文化以轩辕少女为主体和核心。

清康熙时陈梦雷、蒋廷锡等编纂的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山川典》专门记述了仙华山，而且介绍文字的篇幅相当的长。《中国神仙大全》一书则在真仙部中，把轩辕黄帝少女列在“上古三代”的第七位神仙，由此可见轩辕少女在后人心中的位置和影响及其在历史上的知名度。

仙华山的先民石刻与黄帝文化是有着某种可能的联系。

1993年，文化馆副馆长洪国荣为编《仙华山传说》一书，上仙华山采风，与仙华村94岁老农方贤盛闲谈时，无意中讲述了天子洞的传说，由此引出了一系列有关轩辕黄帝、帝子、帝女、仙华庙会的传说。该系列传说整理后在《浦江报》上首先发表，引起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与浓厚兴趣，现已搜集到20余篇。

月泉文化

明嘉靖浦江县志记载：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知县孙潮疏月泉池、筑月泉亭，以备游览。咸淳三年（公元1268年）知县王霖龙旷地十余亩，建月泉书堂于泉亭西北，立朱（熹）吕（祖谦）二先生祠于月泉精舍，供学者瞻仰。月泉书堂外立桥为登瀛，月泉池之右为芳润，其北为涵珠，涵珠东为正心，正心北为明德，西祠之后堂为明理，以及斋、序、直舍、祭器房、米廪、公厨、井匽、咸具等总四十五楹，有匾二十有二……足见月泉书堂已具相当规模。

蒙元入主中原后，在隔壁义乌当县令的浦江吴溪人（今前吴村）吴渭辞官归隐，邀南宋遗民方凤、括苍吴思齐、闽人谢翱等相聚月泉，共创月泉吟社，并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向全国征诗（限五、七言律诗），短短三个月，收到二千七百三十五卷，由方、吴、谢三人评定名次，选中二百八十名，于次年三月三日揭榜，一至五十名依次给予物质奖励，将前六十名诗作结集付梓，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诗社总集——著名的《月泉吟社诗》。

月泉吟社的这次征诗活动，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的奇迹：第一个跨省的民间诗社；第一次向全国征诗；第一次以科举“糊名制”形式评诗；第一次给获奖者予以物质奖励；第一次将获奖诗作印行等等。从征诗的出发点和诗作的内容来看，这次征诗活动，充分体现了诗人们“对忠臣义士的追慕、对美好生活的向活、对高尚情操的赞美”等情怀，这与当下弘扬的核心价值是不谋而合的。“月泉吟社”被收进《辞海》、《词源》，其价值和意义也许就在于此。更具意味的是，月泉吟社的这次征诗活动，原本是反元护宋的一次爱国壮举，元当朝应该是极大打压的，但由于诗人们借田园来畅叙胸怀的，因而当朝不仅没有打压，相反，当时的浦江知县达鲁花赤鲁沙敦武，将月泉书堂升为月泉书院，任浦江人陈公凯为月泉书院山长，主教学徒。这不仅说明了蒙元当朝利用当地汉人来达到统治的目的，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蒙元人的汉化。

与月泉吟社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浦江元代文学家柳贯祖地的柳溪诗社（1960年划给兰溪市）和浦江郑义门（被明朱元璋赐封为“江南第一家”）的东明书院及其玄鹿吟社（今浦江县郑宅镇），柳贯、吴莱都曾在东明书院执教，明开国文臣、著名散文家宋濂先在东明书院负笈就学，师从柳贯、吴莱，是柳贯最出名的学生之一，后举家由金华潜溪迁至郑义门，留院任教，直至被朱元璋应诏入朝，在郑义门留下了二十六个青春年华，培养了一大批郑氏子孙。据《麟溪集》记载，江南第一家郑义门历宋元明三朝十五世同居，自宋至清共有173名子孙不经科场入朝为仕，且无一贪赎枉法记录；有八人诗作入选《四库全书》，书写了中国历史上的独一无二的家族文明史。

清康熙年间，在县城东乡的嵩溪，一个较为偏僻的山村，也创建了嵩溪诗社，而且一直活动到解放初，足见诗词文化在嵩溪村的生命力。

浦江，一方小小的水土，孕育了方凤、柳贯、吴莱、黄景昌、宋濂、戴良、张孟兼等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文学大家，产生了月泉吟社、柳溪诗社、玄鹿吟社、嵩溪诗社等一批民间诗社，诗词歌赋，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遗传绵延，这不是偶然，而是自然而然的事。有清咸丰六年藏版《浦阳历朝诗绿》（宋、元、明、清四部诗书）为证。

至当代，浦江走出了徐元、吴战垒、徐儒宗、傅明夫、徐千意、黄浦荣等诗词家，拥有中华诗词学会会员17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嵩溪学社、仙华诗社、玄鹿吟社、月泉学社、柳溪诗社、古城诗社（黄宅）等相继成立，既传承了祖先的诗词遗风，又吸收了新生力量，使诗词之风在丰安大地上又热闹盛行起来。

1971年 西溪改造，月泉填平，垦为农田。存石鳌于原西溪溪底。

1984年 月泉和月泉书院遗址立为县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了保护范围。

1995年，县政府征地80亩，规划在月泉遗址开辟月泉公园。

2002年，以傅明夫为首的一批诗词热心人，率先在平安中心小学开展校园诗教活动。截止2012年，浦江先后有14所中小学开展了校园诗教活动，获得全国诗教先进单位2所，全省诗教先进单位7所，市诗教先进单位9所。浦江的诗词文化还走进了企业、机关、农村、景区等。

2011年秋，别开生面的农民赛诗会又在这个小县登场了。

一年后，第二场农民赛诗会又在县城的文化广场如期举行。

在十八大召开前夕，金华市首届农民赛诗会安排在玄鹿吟社的所在地郑宅镇江南第一家景区进行。

更令人骄傲的是，承载着千年文脉的月泉、月泉书院遗址建设已引起了县领导的重视，2012年月泉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和工程建设指挥成立，2013年复建月泉书院列为县委县政府重点工程。从公元1113年到2013年，整整900年的跨越，月泉在湮没152年【公元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月泉、月泉书院毁于战火】后有望重新涌起。这涌起的不仅仅是浦江人对诗词文化的热情，涌起的更是浦江人追求环境友好、资源共享、追求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激情。

我到文联工作的四年多时间，我们先后推出了《月泉文丛》、《月泉雅集》、《月泉诗丛》，重开了月泉讲坛，借月泉所承载的诗词文化成功申报了中华诗词之乡，举办了三场农民赛诗会。可以说，以月泉为品牌的诗词文化，已在这个小县方兴未艾。

孝义、耕读文化

“江南第一家”[洪武十八年（公元1383年）明太祖朱元璋赐封]，系郑氏家庭，以孝义立身、规范治家而名冠天下。“江南第一家”高举孝义旗帜，遵循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同居、共财、聚食计十五世历时332年，一家三朝六次旌表、五次帝王题赠，有《郑氏规范》治家，《郑氏家仪》约束，有功德录《麟溪集》激励族人，百余子弟入朝为仕皆不经科场不受朝延奉禄，八人著作入选《四库全书》，其孝义事迹载宋、元、明三朝正史。书写了中国仍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家族文明史，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的一大奇迹。

1、郑恒公的第六十一世孙郑安仁因慕浦江朱恮才气，负笈就读，后又率郑渥、郑涚、郑淮三子于北宋元符二年（公元月1099年）迁往浦江。郑淮入赘居于香岩溪畔的承恩里宣家为婿，为表其不忘祖德之志，郑淮将香岩溪改名为白麟溪（白麟为郑淮第十九世祖的名讳），成为迁浦始祖，浦江郑姓由此而来。

2、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郑淮之孙郑绮提出孝义立身、肃睦治家，倡导义居共炊的主张，开始以“孝义”为宗旨治理家政。并在临终时，召集子孙，肃立于家庙前，饮血宣誓：“吾子孙有不孝悌，不同釜炊者，天实殛罚之”。其后子孙牢记祖训，格守遗言，合食同居，一个孝义相承的同居家庭就这样诞生了，郑绮也因此被称为同居第一始祖。

3、第五世主家政的郑德璋是郑氏家族“十五世同居”史上里程碑式的关键人物。适逢宋元交替之际，社会动乱，他辞去了在朝廷中的官职（青田县尉），着力于家业的管理，在整治家业中做了三件大事，为巩固长久同居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物质基础。

一是建立乡里联防武装，保卫邻里安宁。二是提出了治家准则——以法齐家。三是注重对本族子弟的教育,开办乡里私塾东明精舍。

4、郑德璋之子六世孙郑文融（字大和）主家政时代，他将父亲开创的家族事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前辈治家实践的基础上，请柳贯、吴莱等名儒林的参与，制定了《家范》58则，这就是郑德璋“以法齐家”的治家宗旨，首次在郑文融主持下付诸条文，也是家族史上著名的《郑氏规范》的雏形。

5、郑文融之子七世孙郑钦是郑氏家族史上又一界碑式人物。续增家规73则，首建“郑氏宗祠”， 并“拓腴田二千亩，贮之嘉礼庄中，岁入其粟，以为婚嫁之费，其遇疏族，则有续食之粟”（黄溍《青梿居士郑君墓志铭》），嘉礼庄的性质由单一变为多重，由解决婚嫁之费及用而拓展为救济慈善性质，是郑钦的又一创举。

这个时候，宋濂介入该家族。宋濂是郑氏家族引以为荣的精神支柱，也是郑氏家族由发迹走向辉煌的关键人物。公元1334年宋濂追随吴莱，负笈就读东明精舍（后改为东明书院）。后由吴莱推荐，主讲20多年（公元1346年，宋濂举家从金华潜溪迁居浦江郑宅，故谓浦江人）。至元二十年（公元1360年）宋濂受诏追随朱元璋，8年后，朱元璋称帝。

期间，元右丞相脱脱亲临郑义门并亲书“白麟溪”三字后，是郑氏子孙入朝为仕的第一个高峰，由宋代仅两人从政至元代发展为十四人。

6、郑氏家族步入鼎盛时期是第八世，正是朱元璋建朝初年。作为程朱理学治家的样板，不少族人和宋濂参与了朱元璋皇朝各项政策的制定。朱元璋出于治国的需要，借鉴了郑氏家族的治家实践，以便有效地控制政局。洪武十八年（公元1383年），家长郑濂赴京谢恩，朱元璋曰：“你家九世同居，孝义名冠天下，可谓江南第一家矣”。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亲书“孝义家”以为赐。洪武三十年，朱元璋钦蒙御笔，亲授郑沂为礼部尚书，诣前谕曰：“你家大孝大义，累世同居，前朝虽曾仕宦未有显达，今使汝大贵，与我掌天下礼仪，”这是郑氏家族最高的为官者，标志着郑氏义门走上了顶峰。据统计明朝郑氏子孙被委以要职者计47之多，出仕居官遍布全国。

这一时期，郑氏家族不仅灾政治上走上了顶峰，郑氏义门的文化也到了黄金时期。义门丛书《旌义编》（郑涛）、《郑氏家仪》（郑泳）、《凤鸣后集》（郑楷）、《道山集》（郑棠）、《金华贤达集》（郑柏）等都在这一时期审定或编成（上述书集均载入《四库全书》）。

在经济上也空前发达，“子孙器识，可以出仕者，颇资而勉之”，“若在任衣食不能给者，公堂资而勉之，其或*禄有余，亦当纳之公堂，不可私于妻孥。”（见《郑氏规范》第八十六、八十七条）。“孝友出张陈之上，文章接吴宋以来，”就这样，郑氏义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齐头并进，使同居生活进入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郑氏家族内部统治也最为完备。据《郑氏规范》载，该家族统治成员有18种职务26人之多。其中，宗子最大，家长次之，其余均并列掌管某一方面。其分工精细，职责明确，互相制约，是中国古代大家族中典型的组织结构模式。各种职务互相牵制，形成一个网络状的多层统治结构，以达到控制族人、稳定家族之目的。这种模式反映了郑氏家族在组织上带有民主作风，如家族统治者之间可以经众议罢免，另选贤能之士，就是这种民主遗风的胎记。

7、物极必反，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江南第一家”郑氏义门由兴盛到衰败也反映这义客观规律。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丞相胡维庸谋反案发，宋濂长孙系胡孙婿，受牵被杀。时宋濂虽已退仕在郑氏义门著书立说，然终因朱元璋多疑而受累，被逐放四川茂州，客死途中夔州，时年七十二岁。宋濂之死对郑氏义门是个沉重的打击，是郑氏义门走向低谷的预兆。十二世后，东明书院因无名师授教而后继乏人，一落千丈。最终使家族走向衰退。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建文帝）接位四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建文帝仓亡出逃，朱棣接位后，对郑氏义门的态度是典型的用而又疑，疑而又用，虽因先王朱元璋的恩笼，但郑义门的那种显赫光芒已然消失，郑氏义门在朝廷的地位也因此受到严重消弱。

至明天顺三年（公元前1459年），一场大火，使以“郑氏宗祠”为核心的主建筑为灰尽，全族人被迫散居，“江南第一家”十五世同居历时332年的历史就这样宣告结束。

8、“江南第一家”郑氏家族，十五世同居，历宋、元、明三朝，长达三个多世纪，是个伟大的创举，是个历史的奇迹。对它的研究能为中国古代史、家庭史、伦理学、民俗学、教育学、管理学，甚至社会形态等提供难能可贵的文史资料和理论实践依据。虽然其解体由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郑氏义门同居数百年所反映历史兴衰更迭的经验教训，是足令我们掩卷深思和从中领悟的。

               （转摘自六月六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