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房屋，需要能工巧匠相互配合。挑大梁的是泥水匠和木匠，俗称“泥水木匠”。俗话说“泥水木匠，日头三丈”，很多工匠要赶到东家门口等天亮，而泥水匠和木匠允许迟一点，因为他们的生活重，强度大。

一把砖刀砌墙头，一把抹刀抹墙壁，泥水匠干的活看似平淡，实则深奥，处处要用数理化知识。建造房子，砌得横平竖直，转角是直角，墙壁是直线，用数学知识；建造祠堂，竖石柱，上大梁，用盘车把它们绞上去，用物理知识；建造城墙，砌砖头的不是普通沙灰，而是用豆浆、桐油跟石灰混合起来的，用化学知识。造好房屋，有的泥水匠还会在粉墙上画画写字，具备书画技艺。

一个聪明的泥水匠，手艺要精，说话利市，讨东家欢心。在落脚的时候，泥水匠用红纸把硬币和铁钉包起来，放在屋基的四只角上，口称“财丁两旺”，恭喜东家财源滚滚，人丁兴旺。在上梁的时候，泥水匠要高喊：“喊叫声喧鞭炮响，恭喜主人起华堂，宾满堂，朋满堂，钱满堂，粮满堂，金满堂，银满堂，福禄寿喜满华堂，子孙兴旺百世昌。”边爬梯边唱：“手攀双龙，脚踏云梯，步步高升，节节升起，上一步哟，一帆风顺；上两步哟，二龙腾飞；上三步哟，三生好运；上四步哟，四季发财；上五步哟，五谷丰登；上六步哟，六畜兴旺；上七步哟，七星高照；上八步哟，八仙过海；上九步哟，九九归一；上十步哟，事事顺昌”。大梁上到屋脊时，又唱：“鹞子翻身坐梁头，恭喜主人楼上楼。从打今日上梁后，衣食住行样样有。”恭喜主人子孙兴旺、丰衣足食、升官发财、金银满堂。

有一次，一个泥水匠给东家造好一幢房子，最后要在大门边开一个狗洞。第一次，他跟东家说起，东家不理；第二次，他又跟东家说起，东家还是不理；第三次，他叫一个能说会道的徒弟出马，说要开一个“将军洞”，东家欣然接受。徒弟只花半天功夫，就把狗洞开好了。东家心里受用，爽快地付了一天的工钱。

第一次见识泥水匠，是在一九七〇年，我三岁那年，家里先后请了两位泥水匠，造起两间新屋。

第一个泥水匠是住在我家斜对门的王思楷，人称楷师。他做手艺精雕细作，追求完美，远近闻名。当时，做泥水匠的工钱是每天一块三角，师傅带一个徒弟，给徒弟两三角，自己多拿一块钱，能带就带，何乐不为。可楷师与众不同，爱惜自己的羽毛，嫌徒弟手艺不精，拖累师傅的声誉，死活不肯带，一辈子单枪匹马，尽管家里还有一帮嗷嗷待哺的子女。

没有读过书，也不认识字，作为一个手艺人，楷师平时走家串户，见多识广，爱讲故事。当时，他身边经常围着一圈人，津津有味地听他讲历史上的人物，有三国演义，有隋唐演义，有梁山好汉，有杨家将，还有岳家军。

到了一九七二年，楷师带着大儿子，在附近的学校做生活。有一天，我看到好多泥水匠抬着一个后生，慌里慌张地送去医院抢救，原来是他的长子不慎从架子上摔下来，耳朵流血，昏迷不醒。尽管脱离危险了，他的长子再也不肯学泥水匠。

过了几年，楷师得了黄疸肝炎，脸部浮肿，面色蜡黄。因为家贫，无钱治疗，他从山上挖一点草头药，坐在门槛上，左手抓住树根，右手握着柴刀，“啪啪啪”，把它劈成一片一片，放进药罐煎熬，倒出药汤服用。拖了几年，他就走了，还不到六十岁。

那一年，楷师给我家的新屋落了脚，忙不过来。家里只得另请高明，叫郑宅冷水村外婆家正对门的泥水匠郑隆成来砌墙。

隆成师砌的是石子墙，就是用沙灰把一块块小石子砌成一堵墙壁，俗称“叠板子”。当时家乡一穷二白，没有新烧的砖头，只能到房前屋后甚至坟地里捡几块破碎的旧砖头，砌在墙壁的转角处，其他地方一律砌小石子，一平二直，考验泥水匠的真功夫。与楷师不同，他一个人来不及，就带了徒弟和伙计一起做。

常人大多从十七八岁开始学泥水匠，也有例外。郑宅广明村的黄宗巧学泥水匠的时候，已经二十七岁了。此前，郑宅上郑村的泥水匠郑隆银到他所在的生产队砌石子墙，需要两人一起干。可郑隆银没带徒弟，拌沙灰的小工黄宗巧自告奋勇，当了帮手。

一九六七年，经郑隆银介绍，黄宗巧正式拜郑宅丰产村的泥水匠郑定桢为师，到浙江安吉干活。郑定桢习惯砌砖头墙，不会砌石子墙，偏偏有个要造三间楼房的农户指定要砌石子墙。师傅左右为难，只得来找徒弟商量。黄宗巧二话没说，一口应承，砌的石子墙果然横平竖直，牢固美观。

按家乡的规矩，一日三餐，泥水师傅没有动筷子，徒弟和小工都不能吃。每餐桌子上都有一碗肉，摆摆样子，不能真吃，只有到快做好的时候，泥水匠才会吃一片，徒弟和小工就跟着吃一片。当时一斤猪肉才六角五分，可多数人家买不起。有个泥水匠在最后一餐，夹了一片肉，结果露馅了，原来东家在大碗里面倒放一个酒盏，上面覆盖几篇肉，看起来是满满的一碗。

安吉属于杭嘉湖地区，俗称“下三府”，素来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百姓生活比较富庶，做手艺的规矩也跟家乡不同。刚到安吉，黄宗巧循规蹈矩，不敢吃肉。师傅就提醒他：“我吃你也吃，不吃白不吃。”按照当地的规矩，菜是炒一个、上一个、吃一个的。有一次，黄宗巧给一户人家砌石子墙，东家炒好八个菜，一起上桌。他一连两天，都没吃肉。这下子东家对他有意见了：“小黄师傅，你不吃肉，看不起我。”他赶忙解释：“有酒喝、有饭吃就很好了，不用吃肉了。”

有一天晚上，黄宗巧跟师傅到郑宅西店村去砌井。师徒俩在农户的八仙桌前坐定，只见先上两个调羹，他想这下子有戏了，后面总有什么美味高汤，谁知上来两碗照得见人影的稀蕃薯汤，还有两碗米饭。他把米饭和蕃薯汤匆忙吃了，可师傅无酒不欢，胡乱划了两口饭，气呼呼地上工地去了。其实，生产队里按每人一斤米、五角钱的标准，算给招待泥水匠的农户，农户按理要提供一瓶酒和一包一角三分钱的大红鹰香烟。

晚饭已经吃了一个半小时，有一肚子气的师傅迟迟不肯下井。生产队干部得知前因后果，近乎哀求地说：“师傅，你下去吧，我到饭店里给你们炒两个菜来。”好说歹说，师傅才肯下井。果然，这位干部给每人买了两包新安江香烟，炒了四个菜。酒足饭饱，香烟缭绕，师徒俩干起活来格外卖力，忙到凌晨三点，把井壁砌好。

第二天，黄宗巧留下来砌井圈。这一天轮到一对老夫妻招待，上了六道菜，有猪肉、鱼肉、鸭肉、豆腐等，还有一瓶烧酒，极为体面。他们还说：“这是我们村里第一次挖井，难得的。”

生产队按同样的标准补贴农户，一家克扣，一家倒贴，真有天壤之别，让黄宗巧心生感慨。

手艺人出门在外，“手稳口稳，天下走尽”。黄宗巧当年跟师傅在浙江安吉给生产队干活，一共有十三四个人。他跟姓吕、姓郑的徒弟，借用副业队队长家灶头里面的一只锅子，轮流烧饭，每月各烧十天。每天等他们去烧饭的时候，队长的丈母娘已经在外面的一只锅子里炒好菜，正在焖饭。

队长的丈母娘每餐必炒一碗肉，堆得满满的。一个月下来，她发现有十天时间，碗里的肉浅了，少了三块，怀疑是某个徒弟偷的。第二个月，队长的丈母娘开始留意：前十天，黄宗巧先烧，肉没少；中间十天，姓吕的徒弟烧，发现肉又少了；后十天，姓郑的徒弟烧，肉也没少。第三个月，轮到姓吕的徒弟烧饭的时候，他又开始偷吃了，两块肉已下肚，第三块肉还含在嘴里，队长的丈母娘出现了，问道：“小吕，你要吃肉的话，跟我说一声。”这时候，姓吕的徒弟涨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事后，队长的丈母娘把此事一五一十告诉师傅，又说：“现在偷肉吃，手已经不稳了，将来会不会偷别的东西？”师傅闻言大怒，“啪啪啪啪”打了徒弟四个耳光，留下五个红红的手指头印。

小时候，每年正月初三，我到郑宅冷水村外婆家拜年，看到隔壁的堂房大舅舅郑修表家宾客盈门。听说他是包工头，来拜年的都是跟他在江西建筑工地上做工的泥水匠。一九六五年，他应聘到云南省建筑安装总公司做工，见了世面。后来，他带领家乡的泥水匠走南串北做工程，到过江西、新疆等地。

大舅舅做工程凭技术吃饭，只赚死工资，没有管理费。大家一起参加劳动，都计工分，小工10-12分，徒弟11-12分，师傅13-17分。大舅舅既要管理，又要做工，拿最高的工分17分。大舅母也在工地上，烧菜做饭。工程结束以后，大舅舅跟业主结算款项，根据大家的工分多少，进行分红。效益好的时候，大舅舅一年分到几千块钱，也算高薪，不过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每年要给生产队上缴三四百块钱的“无代价”，还要上缴缺粮款，家里没什么积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像我家一样造新房的人家很少，都是用石子砌墙。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流行将石灰、沙子和红壤搅拌均匀，夯成三合土墙。从八十年代开始，流行钢筋水泥的框架结构，用红砖砌墙，泥水匠再也不用砌石子墙了。(选自王向阳《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当当网、京东网、卓越网、淘宝网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