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个财主请木匠干活，一日三餐都上一碗冬瓜，上面只放一片肉。每天吃晚饭时，师傅先动手，夹了上面的那片肉，徒弟只能夹下面的冬瓜。为此徒弟心里有气，干活不出力。

师傅看到徒弟磨洋工，破口大骂：“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财主每天请你吃肉，还不肯出力！”

徒弟受了委屈，忍不住回嘴：“哪里有肉，是冬瓜！”

师傅心想徒弟明明吃肉，还说冬瓜，不由勃然大怒，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

徒弟无故挨打，心里更加委屈：“明天晚饭我不吃肉了，你一个人吃好了！”

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师傅先夹了一片，是肉，又夹了一片，却是冬瓜，才知道上了财主的当。于是，师徒合计捉弄财主。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师傅故意吹灭油灯，高声大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财主每天请你吃肉，你还不肯出力！”边骂徒弟边敲八仙桌的脚，敲得梆梆响。

“啊哟喂！啊哟喂！啊哟喂！”躲在八仙桌下面的徒弟故意高声叫喊。

财主闻讯，以为师傅真的在打徒弟，赶忙过来劝架：“好了好了，木匠师傅，哪里能这样打徒弟呢！”

这时，师傅趁黑劈头盖脸地往财主身上打，边打边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财主每天请你吃肉，你还不肯出力！”

挨了一顿打的财主，才知道是因为自己用冬瓜冒充肉片，得罪师徒，招来报复。

小时候，当我听到做木匠的爹说起这个木匠打财主的故事，差点笑断肚肠筋。

家乡不成文的规定，东家请木匠上门干活，一日三餐都要有一碗肉；木匠到晚饭才能吃一片；夹菜的时候，只能夹面前够得着的菜，不能站起来夹；吃饭的时候，徒弟要比师傅后动筷、先吃完。

按照早前的规矩，徒弟拜师，要设投师酒，拜鲁班师，订投师约，约定三年学徒、三年半作、三年伙计，满九年方可单独开作。徒弟出师，要办谢师酒，以示感恩；师傅送赠徒弟斧头等工具，以作纪念。上世纪四十年代，大伯伯跟人家学木匠，只有三年就出师了。接着，二伯伯跟大伯伯学木匠，也是三年出师。一九五三年，年方十五岁的爹高级小学还没有毕业，就跟着二伯伯到浙江西部山区的昌化县（现浙江省临安市昌化镇）做木匠。爹年纪小，个子矮，人称小木匠。到了六七十年代，我家先后有四个堂哥跟大伯伯学木匠，两代人居然有七个木匠。

一九六三年，爹二十五岁那年，开始带的徒弟只比他小一岁。当时，传统行规名存实亡，徒弟请师傅吃一顿饭就行了。东家按每日一块三角的标准，把师徒的工钱一起交给师傅，师傅一般给徒弟三角，留下一块。徒弟三年出师后，可继续给师傅当伙计，工钱面议，五角一块都有，要看水平，也可单独开作，熬成师傅，也带徒弟。

木匠有大木和小木之分，一般造房子的叫大木，做家具的叫小木。大木之中，还有专门的行当，就是棺材匠。郑宅枣园村的木匠郑新光五十三岁那年眼睛老花，改做棺材。一口棺材一般做六工，技术差一点，还要拖到很晚才收工；他熟能生巧，气力又大，只要做三工即可。如果人死以后，再赶做棺材，难免毛毛糙糙，俗称“毛材”，东家要给木匠支付双倍工资，还要给利市，多少随意。

棺材是老人在另一个世界的“住所”，俗称“老屋”。对乡人而言，做棺材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讲究礼仪。开始做的时候，东家摆一桌酒席，宴请木匠和亲属；完工以后，还要放鞭炮，摆更隆重的酒席，宴请更多的亲朋好友。前来赴宴的亲戚都要送一份礼，俗称“挑酒”。他们看到新光师的棺材做得好，一传十，十传百，传遍四邻八乡，前来邀请的东家越来越多。最多的一年，他曾经做过八十多户东家。

在土话里，棺材是一个吉利的词语，“棺材棺材，有官有财”。等到棺材的四周墙板做好以后，就把它竖起来，上面扎一幅红布，给小孩子举行“过棺”仪式，谐音“过关”。家长把小孩子从棺材的中间递给木匠，木匠把小孩从棺材的一侧递给家长，反复三次，意为孩子过了关口，从此一帆风顺，无灾无难。每转一圈，木匠都要说一句利市话，无非是“快长快大”“长福长寿”“长发其祥”之类。礼毕，家长递给木匠一个红纸包，早的时候是两角、五角，后来增加到五块、十块。

一个木匠生活多少，固然跟手艺高低、勤快与否有关，也要讲生意经。爹曾经在一个村庄做木匠，后来介绍大伯伯一起做，结果生意都被大伯伯抢去了，因为大伯伯能说会道，善于揣摩东家的心思。有的人家想做木匠，可两袋空空，正在犹豫，就先试探一下：“木匠师傅，生活想做，可买不起肉，付不出工钱。”大伯伯闻言，马上迎合：“没有肉不要紧，菜干配配就好，毛盐蘸蘸也行。现在付不出工钱也不要紧，到年底付好了。”等到生活做完，大伯伯看东家实在付不出工钱，就看有没有柴禾和木料，有的话就用来抵工钱。

做木匠跟其他手艺一样，不仅要技术好、肯出力，还要嘴巴甜，多说利市话，尤其是上梁的时候，更是马虎不得。木匠高喊：“上梁啦，大吉大利。”大家一起用绳子拉上正梁，敲进榫内。这时，鞭炮齐鸣，木匠往下抛馒头或糖果，边抛边唱《上梁歌》：“馒头抛到东，代代儿孙做国公；馒头抛到南，代代儿孙是王男；馒头抛到西，生下女儿做贵妃；馒头抛到北，生下儿女成豪杰。鲁班师在上，文曲星路过。紫微星当头，全家富贵全。”祝愿主人子孙兴旺、升官发财。上好大梁，主人用托盘盛着烟、糖、馒头、酒、肉等礼品，犒劳工匠。木匠边接礼物边唱：“手提酒壶闪金光，壶中美酒喷喷香。跟着主人赞大梁，金银财宝鲁班装。”然后，把糖、馒头向梁的四周抛，又唱：“抛梁抛得高，子子孙孙戴官帽；抛梁抛得远，家家户户都团圆；抛梁抛得近，男女老小得金银；四面八方一齐抛，大家越抢越会发。”

爹常年在外面做东家，往往在一个村庄干上十天半月，甚至一月，再转到下一个村庄。转场当晚，爹带着徒弟回家，半夜来，五更去，披星戴月。我看爹回家的时候，肩上扛一把斧头，手里提一根六尺杆——这是木匠的行规，加上墨斗，传说这三样工具传自鲁班先师，可以辟邪。徒弟挑的担子，一头挂锯子和角尺，另一头装凿子、刨子和墨斗等工具，总有百来斤重。木匠用的六尺杆和角尺都是鲁班尺，比市尺短，一鲁班尺大约等于零点八五市尺。

作为木匠的儿子，惟一的好处就是家里铁钉多。农家有句古话“木匠不偷钉，三日凑一斤”，虽然有点夸张，也是事实。爹做完东家生活，如果铁钉略有富余，顺手扔进工具桶，以备不时之需。那时候，我们一班小孩经常玩“得碉堡”游戏，需要人手一枚铁钉，自然由我提供，谁叫我是木匠的儿子呢！

有一年冬天，爹带着舅舅在深山冷坞做木匠。一天下午回家，半路下起鹅毛大雪，积雪有一尺多深。他们一个扛着斧头，一个挑着担子，师徒俩深一脚浅一脚地翻过十里山岭，还要走又湿又滑的四十里山路，直到深夜才到家。在睡梦中，我被妈妈叫醒，看到爹和舅舅穿的雨鞋外面，裹了一层防滑的草绳，沾满冻雪。

做东家活，难免吃苦受累。爹养成天未亮就出家门、天刚亮就到东家的习惯，早早摆开作场，开始干活，直到天黑，才能收工。那时候，家里买不起闹钟，更买不起手表，爹为此没少吃苦头。

有一次，爹去十五里路外的一个村庄干活。他半夜出门，走了一半路程，天还是黑乎乎的，才知道去得太早了，就在路边的草地上睡了一个回笼觉。还有一次，他一觉醒来，发现天已大亮，慌忙穿衣下床，出了门，才发现白晃晃的不是日头，而是月光。

做木匠不仅辛劳，时时都有危险。造房子的时候，木匠师傅免不了在屋顶爬上爬下，一不小心栽下来，非死即伤，酿成悲剧。上世纪五十年代，爹跟大伯伯在昌化做木匠，不慎摔下，一时昏迷。大伯伯抱着爹，嚎啕大哭，后来苏醒过来，幸无大碍；而二伯伯家却没有这么幸运，相隔三十多年，父子先后从楼房上栽下来，酿成一死一伤的惨剧。

二伯伯是远近闻名的好手艺，技术精湛，特别卖力，每天都要做到天墨黑才肯收工。一九五七年春天，爹跟着二伯伯来到郑宅后路金村的一户人家铺楼板。当时，二伯伯穿着高统雨鞋，站在二楼的阁栅上，弯下腰去，谁知屁股撞上身后的橱子，一个反冲，人站立不稳，从一丈高的二楼栽下来，头部着地，脑部溢血。

爹急忙叫人将二伯伯抬回家里。第二天，又将他抬到浦江县人民医院。医生看了束手无策，建议转院到杭州的浙江省中医院。一个星期以后，二伯伯脸部发黑，不治身亡。二伯伯走了，二伯母等肚里的遗腹子出生以后，就带着孩子改嫁到邻县诸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小随母改嫁的堂哥已经成家立业，带着老婆和女儿回到浦江，住在我家。

到了九十年代初，堂哥在上海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做木工，叫爹也去干活。爹兴冲冲地从老家赶到上海，还没有到建筑工地报到，就接到一个晴天霹雳：堂哥不慎从三楼的脚手架上栽了下来，腰部撞到正在地面劳动的一位工人的肩膀上，导致脾脏破裂，昏迷不醒，正送在华山医院紧急抢救。

爹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含着眼泪，直奔医院，照料堂哥。四天四夜以后，堂哥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对我爹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叔，我将来会来养你的！”我爹说：“我是你的叔叔，照料你是应该的。”

在医院里的两个月时间里，爹用饱含深情的笔墨，给家乡的亲属写过一封书信，大意是：可叹的是，历史是多么的相似！三十多年前的一幕，如今又在眼皮底下重演了，以前摔下来的是小哥，这次摔下来的是侄儿。可喜的是，结果又是多么的不同！三十多年前，小哥从二楼摔下来，虽经抢救，还是不治身亡，三十多年后，侄儿从三楼摔下来，经过治疗，总算保住生命。(选自王向阳《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当当网、京东网、卓越网、淘宝网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