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看过越剧《九斤姑娘》，也叫《箍桶记》。戏中聪明伶俐的九斤姑娘与她爹张箍桶之间，有一段幽默诙谐的对唱：

张箍桶：天亮要箍天亮桶，

九斤姑娘：就是那清早起来的洗面桶。

张箍桶：还有那晏昼要箍午时桶，

九斤姑娘：就是侬阿爹的老饭桶。

张箍桶：还有日落西山黄昏桶，

九斤姑娘：长工短工都要用，田畈回来洗脚桶。

张箍桶：还有半夜三更要紧桶，

九斤姑娘：阿囡房里的红漆桶。

张箍桶：要箍有盖无底桶，要箍有底无盖桶，

九斤姑娘：有盖无底是锅盖，有底无盖豆腐桶。

张箍桶：要箍无底无盖桶，

九斤姑娘：无底无盖是蒸桶。

张箍桶：还有恩恩爱爱夫妻桶，

九斤姑娘：夫妻桶，总成对，就是早间挑水桶。

从此，我对箍桶匠的印象特别深刻。

当时，农家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各种各样的木桶，洗脸用面盆、量米用米桶、烧饭用饭甑、盛饭用饭桶、挑水用井桶、出工挑便桶、收工用洗脚桶、夜里用子孙桶、杀猪用豆腐桶、小儿取暖用站桶、养土蜂用蜂桶，这些都是箍桶匠的作品。有的殷实人家在女儿出嫁之前，还要请箍桶匠上门做几天生活，把日常所需的各种木桶做齐全，作为陪嫁的妆奁。

箍桶匠这一行是从木匠中分出来的。人们把箍桶匠称作圆作木匠，以与造房子的方作木匠相区别。箍桶匠除了木匠常用的锯子、刨子以外，还有圆刨和平刨。圆刨的刨口外凸呈弧形，用于刨木桶的内壁。平刨体型硕大，装两条腿，一头高来一头低，刨面朝天，像一条长凳。箍桶匠把木板放在朝天的刨面上推动，特别省力。

“箍桶师傅本领高，刀一把来篾几条。弯板几块都失散，篾圈一个紧箍牢”，家乡有这样一首顺口溜，称赞箍桶匠的手艺，从选料、断料、推刨、拼接、打箍，再到加底板，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苟，尽善尽美。

家住浦江县城后街的箍桶匠翁志兴，祖上本是浙江东阳人，三代都以箍桶为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爹到浦江箍桶，在县城安家落户。一九六六年，他十六岁那年，正好小学毕业，就跟他爹学箍桶。那时候，师傅对徒弟都很严厉，即使父子也不例外。有一次，他半路溜出家门，到塔山去看武斗，差点被他爹打晕。还有一次，他不小心把斧头劈到被冻麻的手上，血肉模糊，他爹没有一句安慰，还骂他手艺不熟。“十个箍桶匠九个伤”，正是因为他爹的严厉训教，才让他学到一身过硬的手艺。

三年期满，翁志兴出师了。他平时在县城的后街开箍桶店，有时也挑着担子，走家串户，甚至到深山冷坞去做东家生活。每走进一个村子，至少要忙活十天半月，甚至一连干过两个多月。除了工钱，东家还包吃包住。因为手艺好，做得快，常常忙完这家，他又被另一家叫走，吃的是百家饭，一年四季总是忙。尤其到了“十一”、春节等节日前夕，他经常白天黑夜连着赶工，生意红火。

为了节省成本，翁志兴常常到山区购买木料。凌晨三点钟，他从县城出门，步行六十里山路，走到大畈的大姑源、小姑源，买了木头，锯成一段一段的，装在麻袋里，用木棍挑回来，到家已是晚上十点。后来，随着运输条件的改善，他用手推车拉木头，再后来用自行车运木头。

有一次，翁志兴翻山越岭，到邻县建德的梓州买木料。他挑着木料，翻过马岭，来到虞宅公社的廿五都朱宅村，被森工站的工作人员拦下没收。万般无奈，他再一次翻过马岭，又到梓州买木头，再翻过马岭，跳到家里，弄得精疲力尽，白忙一趟。

小时候，听说我家隔壁有一个年轻的箍桶匠，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军队从浙江舟山定海逃到台湾。一九八八年，他从台湾回家探亲，结果上演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当时，箍桶匠带着一干人马“衣锦还乡”，出手大方，给每位健在的堂兄弟送一百美元，有点阔佬派头。这下子，他的本家炸开了锅，分到美元的喜笑颜开，没分到的骂骂咧咧。有一个不事生产的远房侄儿讨要不成，恼羞成怒，破口大骂。箍桶匠的外甥从小习武，有两下功夫，这时正好在场，一把扭住远房侄儿的衣领，差点打架。半路杀出讨钱的“程咬金”，箍桶匠措手不及，预算透支，只好倾囊相与。最后连回台湾的路费都没有了，他只得向亲属借钱，扫兴而归。

我有点好奇，这个箍桶匠到底在台湾干什么营生？后来得知，他没有文化，没有稳定工作，一辈子讨不到老婆，晚年在台中捡了个收尸的“美差”，背着死人从人家家里出来，每经过一层，都要停留一下，等那层的居民用红包来打发，否则赖着不走。

后来，箍桶匠几次回乡。自打第一次吃了哑巴亏以后，他就学乖了，再也不敢充阔佬了。打了一辈子光棍的他，晚年在大陆娶了一个三十几岁的姑娘，生了一个女儿。几年后，箍桶匠去世了，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