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家户户打麦秆串扇，男女老少齐参与。不少人家赚了钱，盖了房子，娶了媳妇，过上温饱日子。老百姓心里明白，这一切全托郑宅工艺厂的福。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三日，冷水大队党支部书记郑修牛接到郑宅公社的一纸通知，要他赤手空拳创办郑宅工艺厂。他临时授命，白手起家，没有人员，就向全公社招聘，一共有二十来个；没有资金，就先做代理加工，公社只提供区区一千元块启动资金；没有厂房，就把村里的旧祠堂昌三公祠改建而成。

这个旧祠堂有五六米高，用一根根又粗又长的石柱支撑,除了四周的围墙，里面空荡荡的。大家自己动手，从溪滩里捞来泥沙，从山坡上挖来红壤，从石灰厂里买来石灰，拌成三合土，夯成泥墙，把旧祠堂隔成一小间一小间，第一进当办公室和样品室，第二进和第三进当生产车间。祠堂内部分割的泥墙只有两米多高，下半截隔开了，上半截还漏风。一到冬天，寒风刺骨，跟露天差不了多少。尤其遇到下雪的日子，纷纷扬扬的雪花漫天飞舞，随着北风飘进了简陋的办公室和生产车间里，把职工们冻得够戗。

创业伊始，郑宅工艺厂给县竹编工艺厂代理加工篾丝碗、龟背圆盘等，利润微薄，因为次品返工、废品浪费等原因，效益不佳。到了第二年下半年，爱动脑筋的郑修牛寻思：竹子能做工艺品，麦秆能不能做呢？当时生产队年年种大麦，家家户户分到的大麦秆堆积如山，作为燃料，如果能做成工艺品，那不是就地取材、变废为宝吗？

恰在这时，郑修牛无意中听到傅宅有一户人家用大麦秆做成串扇，轻便实用。于是，他派妻子郑珠仙等人上门拜访，把打串扇的技术学了回来。先从摘麦秆、选麦秆、数麦秆、染麦秆开始，到扎扇、包柄、串扇、夹篾丝、包边，再到漂白，工序繁多，产品有红白扇、蓝白扇、紫白扇、金黄白扇等十几种，既美观，又轻便。同时，他请来一位专业的工艺美术师，名叫张咸镇。当年，张咸镇因爹爹在台湾而被打入另册，只身逃到青海谋生，隐瞒家庭历史问题。“文革”后，造反派把他揪了出来，开除公职，只好回到老家浦江谋生。

患难之中，郑修牛把张咸镇倚为左右手。厂里成立创新组，由张咸镇领衔设计新花样，包括大小怎么改，颜色怎么配，款式怎么做，然后由其他成员打出样品，再由心灵手巧的女工做成产品。张咸镇还把麦秆产品的链条延伸到盘、篮、碟、盒以及小挂件，甚至做成麦秆贴，包括《南京长江大桥》、《三潭印月》、《平湖秋月》等作品。在小小的麦秆扇上，张咸镇找到了自己施展才华的新天地。

麦秆的系列产品制成后，怎样才能卖出去呢？郑修牛异想天开，想到大上海去攀高亲，申请做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定点厂家。从郑宅工艺厂到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关口重重，谈何容易！当时，闯关的通行证就是介绍信，要从下到上一级级开，直至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

可由谁来给郑宅工艺厂开介绍信呢？作为一家社办企业，名义上生产由县手工业管理局代管，销售由县商业局代管，但像管又不像管，不是亲生子，而是爹不亲、娘不爱的干儿子。郑修牛带着麦秆工艺品找到县计委，要求开介绍信。县计委领导表示支持，但郑宅工艺厂不是全民企业，无法开具。于是，他直接闯进县府大院，找到县委书记李玉山，寻求支持。李书记觉得这是件造福百姓的大好事，指示县计委开介绍信。他拿着县计委开的介绍信，来到省进出口公司，再由省进出口公司开介绍信，来到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好歹把门找到了。

当时正值“文革”时期，企业实行军管。驻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军代表郑兆庆是同乡，他把郑修牛介绍给一位姓冯的业务主管。冯主管不看企业身份，只看产品质量，说从来没有看见过麦秆串扇，前景看好，给郑宅工艺厂下达了第一个生产任务：一万八千把麦秆扇，每把四角钱，打好以后，送到上海。从此以后，郑宅工艺厂接连不断地设计和开发新产品，及时送到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样品室陈列展览，赢得国外客商的青睐，订单源源不断。

因为生产任务繁重，光靠郑宅工艺厂二十个职工的自身力量，难以按时完成订单，郑修牛想利用社会力量，组织全公社的部分农村妇女在昌七公祠进行集中培训，教授打麦秆扇的技艺。学成以后，几乎每个家庭妇女都带领全家男女老少一起打麦秆扇，最后由郑宅工艺厂以每把两角四分的价格统一收购。后来，光郑宅公社的社员也来不及完成订单，郑修牛又一次把目光放远，在邻近的堂头、礼张、岩头、黄宅、前陈、白马、七里、大许等公社建立草编加工点，几乎在整个浦江盆地掀起了一股学打麦秆串扇的热潮。

有一天，郑宅樟桥头村的一个姑娘正在教另一个姑娘学打麦秆串扇。学生不会打，老师不在行，边上的一个婶婶就笑话她们：“乌龟教鳖，教到田后磡才歇。”这句话的意思是，乌龟嫌鳖爬得慢，两个一起爬到田后磡，都爬不上去，半斤八两。边上的人听了捧腹大笑，可这两个的姑娘没有听懂，一个依然在认真地教，一个依然在认真地学。

为了灵通市场供求信息，郑修牛千方百计参加各种展览会。一九七四年，他随浦江县代表团第一次参加春季广交会，郑宅工艺厂是代表团中惟一的企业单位，其余的都是政府部门的头头脑脑。当时，浙江省每年都要举办一两次工艺品展览会，参展的有来自余姚、慈溪、温岭、定海等地的草编企业，很少有打麦秆扇的，更不用说用麦秆做盒子、碟子了。所以，郑修牛成了令人关注的典型，每次都要代表郑宅工艺厂在展览会上作交流发言。

郑宅工艺厂设计和生产的麦秆扇质优价廉，轻便实用，销路喜人。对内，销售到四川、云南、广东等省市；对外，销售到日本、美国、加拿大、欧洲以及非洲的喀麦隆等国家，甚至还上了当时的新闻纪录片，引起轰动。麦秆工艺品给国家创汇、给集体增收、给农户创利，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的“三赢”。深一大队樟桥头村的王金法家，有两个女儿，全家一起打麦秆扇，最高月收入达两百五十块，而当时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刚参加工作时的月薪是43.50元，戏称“4350部队”。

在郑修牛的带领下，郑宅工艺厂的业务蒸蒸日上。到了一九七三年下半年，随着生意日益红火，业务不断扩大，全厂职工达到一百二十人。一九七四年，选中冷水村的一块大约五亩大的坡地，由公社出钱征地，工艺厂出钱建造，到了年底，大家欢欢喜喜地搬进了新厂房。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电风扇在农村的推广和普及，麦秆串扇的实用功能相形见绌，逐渐丧失市场。到了一九八四年，曾经以生产麦秆串扇辉煌一时的郑宅工艺厂走到尽头。(王向阳《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广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