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是寻常之物，旧的破了，一丢了之，再买新的。在我童年，伞是很珍惜的，破了补，补了破，破了再补，直到破得不能再补为止。

“修凉伞—补雨伞—哦！凉伞雨伞修哇？”随着一声长长的吆喝，修伞师傅挑着担子上门，一头是三个抽屉的木箱，装着修伞的工具；另一头是一个箩筐，盛了各式各样的伞骨架、一捆伞纸和一小桶桐油。听到吆喝声，村人便从家里拿出残破的油纸伞和油布伞，请师傅修补。

师傅坐在凳子上，双膝上摊开一块脏兮兮的围裙，双手套上脏兮兮的袖套，开始修补。给油纸伞打补丁最简单，只要在破损的地方刷一层桐油，再粘一层棉纸，然后再涂一层桐油，等自然风干，就补好了。换骨架就复杂多了，修伞师傅一会儿掏尖嘴钳，一会儿拿剪刀，动作利落，轻松纯熟。不论你的伞有啥毛病，到了修伞师傅手中，三下五去二，保证修好。

小时候，伞是很金贵的，用来挡雨，绝不遮阳。阳光只会把人的皮肤晒成古铜色，油光闪亮，那是一个地道农民的标志，不用打伞。即使在六月夏天，烈日炎炎，农民也只戴一个小笠帽或者一顶小草帽，遮蔽阳光。就是在下雨天，爷爷和妈妈到田畈干农活，常披一件蓑衣，戴一个小笠帽；我去上学，戴一个大笠帽。只有在雨天上街赶集，或者出门走亲访友，才撑雨伞。

我喜欢油纸伞，人小力小，撑起来轻松一点。有的油纸伞的伞面还画了画，煞是好看。当时很多人家客厅的中堂都贴了一张年画——《毛主席去安源》，毛泽东腋下夹的就是一把油纸伞，风尘仆仆。后来，看家乡的戏剧《白蛇前传》中《游湖》一场，许仙和白娘子在西湖相遇，风雨同舟，许仙撑的也是一把油纸伞。如今，有的景点还在出售各式各样轻巧美观的油纸伞，变成旅游纪念品了。

油纸伞轻巧美观，毕竟是一层纸，一捅就破，容易损坏。一九七五年，我上小学了。妈妈从此只买油布伞，伞柄粗，伞骨大，伞面厚，经久耐用，即使不慎被什么硬物钩一下，也不易破。在那一穷二白的年代，耐用远比美观重要。可是我不喜欢油布伞，不仅撑着笨重，白布伞面用桐油漆过以后，变成土黄色，真难看。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上初中以后，笨重的油布伞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轻巧的尼龙伞，后来还出现了二折伞、三折伞等折伞，携带方便，颜色也从单一的黑色，到各种各样的花色。有一天下午，天气突变，下起瓢泼大雨，我没带伞，正在当心放学以后如何回家。恰在这时，妈妈给我买来一把新的尼龙伞，交给语文老师。语文老师托着新雨伞，笑嘻嘻地对我说：“一把新伞子！”谁知下课后，我不慎把弯弯的伞柄折断了。

除了遮风避雨，伞在家乡还有一个特殊用途：给死者的亲戚报丧。不论晴雨，报丧者腋下要夹一把伞，伞尖还要扎一束苎麻线。到了亲戚家，报丧者把伞立在门口，伞柄朝下，进入家门，说：“某某某老了。”亲戚闻讯，再看这把扎了苎麻线的伞，就知道是亲人没了。报丧为什么要用伞？或许是“丧”、“伞”同音吧，因为在老家的方言里，是没有后鼻音的。

大凡做手艺的人，譬如木匠、箍桶匠、泥水匠、篾匠等工匠，技术含量高，学习难度大，必须拜师学艺，口传心授，至少要当三年徒弟，甚至还要当三年半作、三年伙计。而修伞和补鞋这两门手艺，简单易学，不需要拜师，也不需要学多少时间，大多无师自通，还可互通，修伞的也会补鞋，补鞋的也会修伞。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我村来补鞋的师傅是郑宅蒲塘村的黄小钮。他曾经走南串北，到过新疆，见过世面，口才也好。他说，新疆那边生活条件好，穿皮鞋的人也多，补一次就要五块十块钱，生意很好。而当时在家乡很少有人买得起皮鞋，人们穿的除了自家做的布鞋和草鞋以外，就是从供销社里买的胶鞋和雨鞋，补一个洞，小一点的只有五分钱，大一点的不过一角两角钱。两相比较，补鞋的收入天差地别。后来，黄小钮在新疆混熟了，干脆改行，做起生意，不再补鞋了。

黄小钮一家兄弟四个，三个补鞋，都是自学成才，无师自通的。一九八一年，黄小钮的弟弟黄三钮从金华买了一台手动机器，开始补鞋，边学边做。第一天出门补鞋，他赚了八角钱，喜出望外，因为在生产队里做一天，记十分工分，只有六角钱分红。后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好，一天做到两三块甚至五六块钱，最多做到十来块钱，心满意足。夫妻俩在生产队里辛辛苦苦做一年，除了分到的口粮，只有百来块余粮款。

黄小钮在礼张夏泉村有一个亲戚，叫做石友谊。因为生活困难，石友谊在二十八岁那年，寻思学一门手艺，增加收入，想起黄小钮家兄弟一帮都会补鞋，起而仿效，学会补鞋。后来，他发现有的补鞋的顾客也有修伞的需求，于是又学会修伞，搞多种经营，增加收入。 (王向阳《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广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