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元宵，妈妈的大肚子痛起来了。爹爹赶忙跑到郑宅上街路，请郑仙钗来我家接生。当晚，在床柜上临时铺了一张床，我和接生婆睡在一起。因为怕生，我像僵尸一样直挺挺地躺着，一动也不动，难以入睡。

小时候，农村妇女生儿育女，大多叫接生婆上门接生，从来没有到医院里待产的。不管是什么季节、什么时辰、什么天气，只要哪家产妇要生了，接生婆接到叫唤，就要动身，经常是半夜或凌晨被叫醒，冒着雨雪往产妇家里赶。

到了产妇家里，接生婆一直守在旁边，寸步不离，忙前忙后。旧时妇女缺乏孕期保健，医疗条件差，生育时命丧黄泉的事情比比皆是，所以有“一只脚棺材里，一只脚棺材外”之说。直到听到婴儿的啼哭声，接生婆才能松一口气，用热水将刚出生的孩子洗干净，穿上早就准备好的婴儿衣服，裹上尿布，再用红绸带包好，放在娘的身边，才算大功告成。有时接生婆运气好，还没有赶到产妇家，孩子已经生下了。

接生婆洗完手之后，主人家还会递上一碗红糖水，一碗长寿面，里面还放两三个鸡蛋，以示感谢。上门接生的费用是一块五角。有的穷苦人家连这点钱也付不出，等到把布票卖掉，再来付钱，那两三个鸡蛋也是从隔壁邻舍借来的。

有的人家为了省钱，连接生婆也不请，由婆婆或者隔壁大妈帮助接生。我的一位堂房哥哥当年就是我奶奶接生的。婴儿出生以后，用剪刀或者瓦片将连接母婴的脐带剪断。如果剪刀没有消毒或者消毒不彻底，婴儿容易得破伤风，在三至七天内发病死亡，又叫三日风、七日风、脐带风。

邻近三村的产妇都喜欢请郑宅街路的郑仙钗接生，其中有一个缘故，跟一般的农村老太婆相比，她是护士出身。

上世纪五十年代，郑仙钗的老公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做药剂师。当时政府有一个优待政策，卫生系统医务人员的家属可以参加培训。于是，她进了杭州的一所卫校，学习护理，兼学接生。

一九五六年，郑仙钗经过一年半的专业学习，与七个护士一起分到杭州九溪疗养院工作。当时，疗养院里有七个医生、二十五个护士。作为护士，样样护理工作都要做，以接生为主。

一九五九年，听到郑仙钗要下放到金华汤溪的消息，爹娘坚决反对。因为她家的成分是地主，人人避之不及，连亲戚也不来往。原先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此时已经去参军了，只剩爹娘两个，孤零零的，要求她回到老家。那时候，社会上流行一句口头禅“工人工人，不及农民一根田塍”，她便从杭州回到浦江。

郑仙钗老公是郑家坞后葛村人，于是她就到郑家坞卫生院上班。当时的卫生院只有五个人，她的职责是挂号、配药，还要接生，月工资十七元。等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她因家庭成分问题，被卫生院一脚踢出，回到郑宅上街路的老房子，开始做接生婆。

接生之前，郑仙钗会做孕检。七个月以后，她给孕妇检查胎位正不正，用手摸，也用听筒听。如果胎位不正的话，她有一个药方，孕妇吃上三帖中药，三天以后再来检查，胎位就正了。这个药方是隔壁姐姐的兄弟送给她的，十分灵验，人家是内蒙古的名医。

当时，大多数产妇要求在家生育，请郑仙钗上门服务；也有到郑仙钗家待产的，有时楼上楼下都住满了孕妇。有一天，她居然接生了五个婴儿，早晨一个，傍晚一个，夜里三个，忙得不亦乐乎。

生育的最大风险是难产。顺产的婴儿都是头先出来，而有的婴儿是脚先出来，就要考验接生婆的经验和水平了。这时，郑仙钗把将手伸进产妇的阴道里，把婴儿另一只弯曲的脚慢慢拉直，再拉出来，然后拉一只手，再拉另一只手，最后要托一下婴儿的下巴，头部才能生出来。有时候，发现婴儿的脖子上绕了几圈脐带，需要转动婴儿的身体，让缠绕的脐带松开以后，再生下来。

有一次，郑仙钗给郑宅冷水村的一个产妇接生。等到生下婴儿，她发现脐带断了，而胎盘还留在产妇体内，一旦吸上去，产妇就有生命危险。她吓得脸色铁青，赶紧把手伸进产妇的阴道里，摸到胎盘，慢慢拉出来，才松了一口气。如果碰到产妇大出血，只能送县人民医院抢救。我的一位堂房伯母就是因为产后大出血，不治身亡；一位堂房嫂嫂也是产后大出血，后来用救护车送到县人民医院，死里逃生。

郑仙钗忙着给乡亲们接生，抢了其他接生婆的生意，有人到公社里去举报，说她的户口在郑家坞公社，不在郑宅公社，不能接生。好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多数农家产妇还是请她接生。一生忙忙碌碌的郑仙钗也抢了郑宅卫生院的生意，晚年曾经被扣上“黑接生”的帽子，被人举报而受审查。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农家妇女纷纷进医院的妇产科生产，农村的接生婆成为历史。 (王向阳《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广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