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村民十之八九有蛀牙，跟农村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大多早晚不刷牙，饭后不漱口，牙龈积满污垢，成为细菌繁殖的温床。即使像我爹爹这样注重口腔卫生的，也只早上刷一次牙。只有一个人早晚刷两次牙、饭后漱口，那是刑满释放的小偷，从劳改农场里学来好习惯，可村民都在背后笑他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有蛀牙，就有补牙和拔牙的牙医。

上学以后，我的上颚长出一个横向的獠牙，渐渐变大变长。有一天，我跟着妈妈来到邻近郑宅枣园村的牙医郑红希家里拔牙。

郑红希叫我张大嘴巴，用探针往口腔里捣鼓几下，瞧了一瞧，说能拔掉。接着，他在我上颚的牙龈上打了一针麻药，开始感觉有一点针刺的疼痛，一会儿就麻木了。这时，他拿起一把尖尖的老虎钳，钳住那颗獠牙，猛然发力，拔了下来。因为麻药的作用，我只感到一股力，并不觉得痛。人生第一次拔牙，就这么简单。

说来好笑，当时拔牙补牙是作为一门手艺，而不是一种医术。郑红希二十二岁拜师学牙医，师傅本是打造金银器的银匠，半路出家，改行镶牙。不幸的是，他刚学了一个月，师傅就过世了，只好自己琢磨，边干边学。平时，他到附近郑宅、傅宅、黄宅市日赶集，拔一颗牙齿收费两角到五角，镶一颗牙齿收费八角到一块，换一口牙齿收费二十块。

后来，郑红希跟一个浙江东阳人合作，外出镶牙。三年时间，他跑遍云南、广西、青海、甘肃、新疆等地，尝到“神仙、老虎、狗”的滋味。那时候，外出经营要县里开的证明，而他只有公社里开的证明，还不够硬。二十六岁那年，他在云南镶牙，生意红火，经人举报，被公安机关作为投机倒把分子抓进看守所。公安机关拍电报到老家，查明没有问题，才被释放，勒令他回老家“抓革命，促生产”。

每逢农历逢一四七的日子，我常跟妈妈去郑宅市赶集。在街上，看到牙医摆的小摊：一张桌子，上放一只盘子，里面装着镊子、剪刀、钳子、钩签、探针；一只搪瓷杯和几个大小不一的空玻璃瓶；陈列着行医多年拔下来的一大堆病牙坏牙，作为招徕患者的道具；还有一把靠背椅，那是给患者准备的。

年少好奇，我曾呆呆地站在靠背椅的边上，静静观看牙医给人补牙的过程。

患者躺在靠背椅上，仰起脖子，张开嘴巴。牙医将探针的扁头伸进嘴中，探了探，敲了敲，责怪患者：“怎么到现在才来补？旁边的牙齿都让虫子蛀光了。”检查完毕，“啪”的一声，牙医将探针往桌上的盘子上一扔，问：“补不补？”患者点点头，同意补。

于是，牙医拿起一个尖尖的小钻子，给患者磨牙。小钻子连着一根软管，一直通到地上。牙医脚踩补牙机上的踏板，钻子高速旋转，发出“滋滋滋”刺耳的声音。磨好以后，牙医再用小勺子从一个玻璃瓶里舀出一点白粉，倒在一片玻璃上，再从小瓶里挤出几滴溶液，把白粉搅拌均匀，用勾签填进牙洞，磨平，牙齿补好了。

尽管牙医的医疗水平低，卫生条件差，照样有生意，因为手续简便，收费低廉，适合大多村民的消费水平。

牙痛不是病，痛了真要命。在村民的传统观念中，牙痛是因为虫蛀，在牙齿里有虫在咬，把虫捉出来就好了。为此，江湖上专门有一种捉牙虫的女骗子。

我曾经听爹娘说起，早前常有外地的中年妇女走街串巷，吆喝“取牙虫”。她们穿的衣服的袖口边和裤脚边都镶着红丝花边，人称凤阳婆。凤阳婆得到牙痛患者的同意后，从包里取出一只筷子和一根细铁棒，伸进患者的嘴里，东敲敲，西敲敲，后来发现棒头有很细的两条白色小虫，这就是所谓的牙虫。

在这个并不高明的骗局中，骗子用了障眼法：首先，在塞药棉的时候，提前在里面藏好了两条虫子，手脚很快，一般人看不出来。其次，如果有患者自己拿来药棉，骗子使用的镊子上也会早早地沾上两条虫子，在用镊子拨开药棉时，虫子就藏在里面了。

如今，郑红希们早已告别民间手艺人的身份，牙医成为一种专门的医生，各地的口腔医院也次第开张，生意红火。 (王向阳《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广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8月版)